通說：五四說香港五四青年節，香港金紫荊廣場舉行疫後首次恢復的昇旗禮。現場的逾千名學生，瞭解香港與五四運動者寡。 當今整個香港，知道當年社會支援五四運動，港英當局應對招數有多“辣”者，又有幾人？
五四運動至今已104周年，若要好好細說，為什麼要紀念？似乎仍然很模糊。經歷了2019年的“黑暴”後，香港社會重視青年的國民教育、國家意識培養。這也許可以從當年香港與五四運動的關係開始。 104年前這場運動的導火索，是一戰後，1919年1月在巴黎召開的對德和會，決定由日本繼承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同是戰勝國）山東的特權，北洋軍閥政府準備接受這個決定。 消息傳回國內，5月4日，北京13間大專學校學生3000餘人在天安門前集會，示威遊行，高呼“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等口號，抗議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利益。此後，北京的學生紛紛罷課，組織演講、宣傳，隨後天津、上海、廣州、南京、杭州、武漢、濟南的學生、工人也給予支持。
五四運動與香港有何關係呢？ 據歷史資料顯示，五四運動的激情傳到香港，5月8日起，香港最流行的中文報紙《華字日報》幾乎每天都會報道有關山東與巴黎和會的情況，還有不少報紙轉載國內的報紙內容，本地的社論也會批評北洋政府的賣國行為。 5月中旬起，《華字日報》報道香港市面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消息，街上貼有反日、杯葛日貨的傳單或標語。 1919年6月3日，九名年齡由8歲至17歲的青少年，手持寫上“國貨”兩字的油紙傘游街。據說，這是香港歷史首宗與五四運動相關的街頭示威運動。 雖然這種規模與北京等地沒法比，但是英國殖民政府知道若容許香港人反日，最終必然反英反列強，反到自己頭上來。於是警察立即抓人、上庭，港英當局又怕重罰惹來華人社會反彈；輕判又怕助長學生氣焰，於是罰款10港元，當時已是一個大數目，據說當年渡海小輪一家三人的月票價錢也就10元。 當時的香港只有一間大學。208名香港大學的學生在聽說“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後，曾經要求學校以港大名義，聲援北京大學的行動，還試圖以香港大學的名義發電報去巴黎和會要求特使罷簽合約。然而，在當時校方的制止下，最後只能以“香港中國學生”的名義，發電報給北洋政府要求釋放學生，罷簽巴黎和約。 圖片北京學生抗議不平等條約 其後，皇仁書院、英皇書院、英華書院等校學生響應，舉行集會并決定成立“學生聯合會”，港英當局大為緊張，採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包括查禁據說內容有抵制日本、提倡用國貨的《初等論說文範》作為學校課本。通知報刊報道新聞及發表評論不准“煽動”抗日愛國、妨礙治安。 更為神奇的是，為了讓港人遠離新思想，不跟“德先生”“賽先生”做朋友，港英當局要求小學一年級至三年級一律採用《香港國家簡明漢文讀本》，宣揚英皇法政與尊孔讀經。怕香港人覺醒的港督金文泰更是想出一堆招數，在1926年開立官立漢文學校，這是香港第一所由英國殖民政府開辦的中文中學，也就是現在位於北角的金文泰中學；1927年更開設了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由晚清進士賴際熙等教授歷史和經典。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副教授陳學然長期研究五四運動，曾經出版《五四在香港 - 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他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香港的文化與古典的中國有種統一性，沒有經歷過五四運動的廢文言文思潮，文言文在香港一路通行，官文中特別會見到，導致香港的官文來往很典雅。” 港英當局的保守，令五四文人大感不解。魯迅1927年來港演說時，就不無諷刺地說：“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但是這也是要受前輩先生非笑的。”
胡適也說：“我的大意是勸告香港教育家充分利用香港的治安和財富，努力做到普及教育；同時希望他們接受中國大陸的新潮流，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不要向後倒退。” 審視當下的香港，對於五四運動的理解、紀念，仍不是太多太深。在香港泛政治化的氣氛中，關於五四的話題，爭取民主反而成為討論的重點，國家意識、民族意識被抽空了。 陳學然認為，五四運動的精神其實有幾個方面：追求新思想新思潮、外爭國權內除國賊、主張科學。在香港，這幾個方面在五四運動中強調得比較少，這與香港本身的社會政治發展有關，香港回歸之後，很多問題比較泛政治化，國家認同、民族文化認同的問題，一直以來處於弱勢。 而近年來五四紀念活動也比較少的原因，跟主辦活動的文化機構也有關，他們對五四運動的脈絡或許沒有太自信的把握，理解五四精神沒有太透徹，擔心會觸碰敏感問題。 五四運動對於香港的年輕人還有什麼教育意義？陳學然指出，那就是不可以抽空愛國的語境，要具體呈現出來，如果這個大方向能够扎穩，對五四運動的原則解釋也不會出現什麼偏差。五四精神對於國家、民族的保護意識，在當今複雜的國際社會環境下，也是非常重要的。 【編輯：陳卓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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