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熊興：拜登突然提出“最高法院改革案”，意在總統大選在美國大選進入最後倒數幾個月之際，總統拜登提出最高法院的改革提案，表示這是他剩餘任期內的重要政策領域，意在打破傳統的終身任職模式，引入定期輪換機制。儘管部分媒體用“重拳改革”等字眼，然而已經宣佈退出2024選舉成為“跛腳鴨總統”的拜登，此時提出有關最高法院的改革法案，更多的是給人一種“困獸猶鬥”之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資料圖）圖自新華社 就該議題本身而言，對聯邦最高法院進行改革在美國社會的確有不少人支持。 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僅社會地位高，而且是終身職位。根據規定，聯邦法院的大法官們非經彈劾不得被免職、撤職或令其提前退休，國家以法律明確規定給予其高薪待遇。雖然也明確要求其不得有政黨身份或從事政治活動，在職期間不得兼任行政、立法機構以及營利性機構的職務，然而在現實中，法官的選任無法擺脫政治和黨派利益的影響，有著很深的政治烙印。 由於聯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是由總統提名任命的，而總統們又會傾向於任命與自己的政黨意識形態相近的人選，這使得大法官們往往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所謂完全“超然”的大法官在事實上是不存在的。而這些法官本身也是人而不是神，其司法活動難免受其自身價值標準影響。而且近年來，多名大法官都被媒體曝光，接受富有捐助者提供的未公開奢華旅行和收受貴重禮物，以及其他各種不當行為，這些都令最高法院處於美國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 作為美國三權分立與權力制衡中的重要一環，目前拜登的民主黨居於不利地位。儘管掌握行政權和參議院，但眾議院的多數地位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丟失，最高法院也已經形成保守派對自由派6:3的壓倒性局面。而造成這一局面的人正是前總統特朗普，他在任期內先後任命了尼爾·戈薩奇、佈雷特·卡瓦諾、埃米·巴雷特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使最高法院的天平完全失衡。 最高法院近年來的判決越來越趨向於保守化，特別是2022年推翻近半個世紀前在聯邦層面確立墮胎權的“羅訴韋德案”，以及今年7月初裁定特朗普在涉嫌“干預2020年選舉”的案件中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訴豁免權。最高法院的這些判決不僅在美國社會引起重大影響和不少爭議，也毫不掩飾地介入到美國政治和選舉華中，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和整體社會氛圍的“向右轉”。
美國總統拜登。香港中通社資料圖片 拜登此時提出改革提案，其主要出發點還是意圖在剩下的任期內能夠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努力刷一下“存在感”，爭取留下一些政治遺緒，同時更是希望能夠對2024的總統選情帶來一些影響。 從對選情的影響來看，最高法院推翻“羅訴韋德案”、限制在美國大學錄取中使用平權法案、否決拜登的學生債務減免計畫等做法，對於美國的女性選民和年輕選民的影響依然存在。這些群體對共和黨的不滿已在2022年中期選舉中有明顯體現，拜登此舉也是為了繼續爭取這些群體的選民。如果有關最高法院改革成為選前頗受關注的政治議題，在選舉的最後關鍵時刻很顯然又會引發民主共和兩黨新一輪的黨爭。在拜登退選前後民主黨內“不同調”的聲音和各種“雜音”眾多，此時提出恐怕也是希望借此凝聚民主黨內的共識，喚起黨內的“團結”。 不過在操作層面上，拜登提出的改革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通過國會新的立法，二是修改憲法。如果要進行新的立法，需要眾議院和參議院都同時通過，這在選舉前幾乎不大可能實現。即便該提案進入國會議事日程，目前形勢更有利的共和黨一定會全力阻止相關法案。目前眾議院已由共和黨掌控，而參議院雖然民主黨略佔優勢，但在此時出現共和黨籍參議員“臨陣倒戈”的情況也幾乎不可能出現。儘管共和黨內的一些建制派對於該黨日趨保守化或者說“特朗普化”表示擔憂，但在贏得2024選舉這一更核心的目標上，他們很明顯更傾向於全力爭勝。 如果採取第二條道路，即修改憲法推動“憲法修正案”，也需要國會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此後還需要美國三分之二的州議會來批准，這在現實中更不可能。因此，拜登此時提出改革最高法案，除了給人以一種“困獸猶鬥”的不甘心和掙扎外，其努力也是徒勞的。
熊興 （本文作者為湖北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助理熊興，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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