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王德華：中印和解新思維是避免“再打一仗”的關鍵中印邊境問題一直是全球各方關注的熱點問題。日前，有消息稱：中印邊境爭議有重大進展，中印兩國領導人預計將在金磚會議上碰面。就在前一天，印度單方面發佈消息，稱中印已經就邊境問題達成關鍵協議，筆者認為，印度算是給了普京和金磚峰會的一份“見面禮”。 眾所周知，中印兩國之間的關係一直不上不下，很大原因在於邊境爭議，外加印度地區霸權主義。其中，邊境爭議引發矛盾衝突的歷史事件尤為顯著，包括1962年我國對印自衛反擊戰，還有2020年的加勒萬河谷衝突。 基於中印邊境巨大爭議，中印邊境談判一直在進行，終於最近有重大進展，釋放出來的信號非常不簡單。
正在中國邊境進行巡邏的解放軍邊防部隊。新華社資料圖 要知道，中國周邊，唯獨與印度和不丹至今尚未劃定陸地邊界。而中印邊界問題無解，重要原因是缺乏解新思維。因為中印兩國存在著巨大的領土爭端，一度爆發過1962年的邊界戰爭，後來的軍事對峙成為一種常態，多次差點引爆戰爭，比如：2017年出現的洞朗危機和2020年加勒萬湖穀衝突。而2017年以來的中印邊境則緊張顯示，中印領土爭端若不解決，將會嚴重影響中印雙邊關係，特別是影響提升金磚機制和上海合作機制以及“一帶一路”倡議未來的實施與共建中印命運共同體。 邊界爭端由於牽涉到主權、領土以及民粹主義等敏感問題，是一個長期的不穩定因素，一旦被激化，對於中國周邊安全以及全球戰略的影響是可以預見的。近兩個月來，中方高度關注印方修憲和當前喀什米爾局勢及印巴矛盾的激化和擔憂，儘管印方表示修憲不產生新的主權聲索，不改變印巴停火線，也不改變印中邊界實際控制線。 印度堅持不參加“一帶一路”只是一種表像，從中折射出中印關係不能不面對的現實，即由邊界問題導致的安全溢出效應，在現階段已經嚴重影響到中印關係的整體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的大局。 2017年洞朗對峙和2020年加勒萬衝突也許是個轉捩點——重新思考中印邊界問題，把加快解決邊界問題提上議事日程。2019年8月12日，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在北京同印度外長蘇傑生舉行會談時表示，喀什米爾問題是歷史遺留下來的爭議，要根據聯合國憲章、安理會決議以及雙邊協定，以和平方式加以妥善解決。各方都不應採取單方面改變現狀的行動。作為與印度、巴基斯坦的共同鄰邦，中方希望看到爭議得到有效管控，雙方關係恢復穩定。筆者以為，儘快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可從四個方面展開： 一、中印邊界緣起極其複雜性呼喚解決新思維。中印邊界從來沒有正式劃定；中印的領土爭端，根源在於兩個：一是當年英國殖民印度，擅自畫下了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二是清朝末期至解放前，中國國力弱小難以控制西藏方向的國土安全。 中印之間目前的領土爭端互有訴求，主要的爭執在於兩個大塊：中方堅持印控的藏南地區主權，印方則堅持中控的阿克賽欽主權。兩國高層和領導人都難以接受以實際控制線為基礎劃定中印兩國的邊界。那麼，按照傳統思維，剩下的辦法只有一個了：武力解決。因此，不少國際戰略和軍事專家都有一個觀點——“中印之間必有一戰”。筆者認為，解決邊界問題需要重新開啟一攬子解決方案，應與時俱進。 二、總結多次錯失用一攬子方案解決棘手邊界問題的良機的教訓。1962年兩國因邊界爭端爆發了一場邊界戰爭。50餘年來，雖然中印政府一直在尋找公平、合理解決邊界爭端的方式方法，但至今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三次錯失解決棘手邊界問題的良機，如今又遇到難得機遇。記得筆者1999年訪問印度，在新德里與 印度中國研究所中國問題專家交流時，印方有人覺得很後悔沒有抓住中方提出的一攬子方案，很惋惜。筆者認為：1988 年，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訪華，為中印關系的全面改善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拉吉夫·甘地頂著國內巨大的輿論壓力來到中國，兩國領導人就中印邊界問題進行深入討論，他同中國領導人為解決兩國邊界問題達成的"互諒互讓、相互調整"的原則，是新形勢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體現。 三、中印領土爭端，採用傳統的觀念和方式和平解決，是沒有出路的，只能一代傳給一代。筆者個人意見，至少還有三種新選擇解決問題，避免中印之間的再次爆發戰爭。 第一個選擇：擱置爭議，先發展經貿。雙方撤離邊界地區駐軍。在毛主席、周恩來總理當年主張各方退兵二十公里思路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雙方在邊界地區全部撤離邊防部隊，只保留通道上的檢查站，完全解除軍事對峙。但這一辦法只能避免軍事對峙，還是無法解決邊界勘定問題。 第二辦法，以土地換和平，中印合辦“共用主權”的“中印特區”。也就是說，把中印爭端面積最大的地區——藏南地區（印稱“阿魯納恰爾邦”）劃為“中印特區”，兩國“共用主權”，但實行高度自治，由當地人自主管理，政府機構同時懸掛中印兩國國旗。而對於無人區——阿克賽欽地區，則劃為“中印軍事禁區”，也即雙方軍隊一律禁入。只要把這兩塊最大的爭端地區解決了，其他那些小地塊都是小事情了，能夠通過談判一併解決。 第三種選擇：在中俄印巴聯盟大背景下的“自貿區”。也即中俄印率先組建類似歐盟並優越於歐盟的聯盟體進而擴展為更多國家參與的“亞歐聯盟體”。這個“亞歐聯盟體”，絕非過去北約、華約那種以軍事同盟為主要內容的聯盟體，而是經濟為主，外交和軍事為輔的聯盟體。 四、新思維要有“中印大同、龍象共舞”和 “ 中印一家親”戰略新高度。2005年, 印度著名經濟學家傑倫·蘭密施 (Jairam Ramesh) 出版了英文著作《理解CHINDIA—關於中國與印度的思考》, 書中的中心詞Chindia很快就引起了各國學者的重視。蘭密施在《致我的中國讀者的信》中說:“中印關係是一個豐富、久遠而又複雜的關係, 我冒險用了CHINDIA 這樣一個詞來形容它。” 蘭密施的“冒險”, 讓歷史永遠記住了他。500年、1000年以後, 人們也許早就忘記了蘭密施曾經擔任的官職, 但是CHINDIA這個詞卻讓他永駐史冊。新思維要抓互信關鍵，探索解決中印邊界問題靠恪守政治維度。 總而言之，中印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初作為中國處理與周邊國家關係的基本原則，後來成為中國處理與一切國家關係的基本原則，中印解決邊境問題也應從這一原則中尋找智慧。 （本文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德華，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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