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6月18日電 據中國駐法國大使館6月18日消息，2021年6月15日，盧沙野大使接受法國《言論報》專訪，就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疫情、“戰狼外交”、中美關係、中歐關係、涉疆、涉台等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採訪實錄如下：

　　記者：大使先生，您好！

　　盧大使：您好，很高興再次接受貴報採訪。

　　記者：再過些天，中國將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這是中國的一個重要歷史時刻，這也宣示著中國將向著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邁進。習近平主席自2012年就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提出了“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在第一個目標即將實現之際，中國想向世界傳遞什麽信息？

　　盧大使：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我們今天看到，中國共產黨兌現了自己的承諾，團結和帶領中國人民把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建設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國力大大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中國的人均GDP已於2019年達到一萬美元，我們打贏了脫貧攻堅戰，讓8億多中國人擺脫了絕對貧困，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中國也積極履行承諾，中國2018年單位GDP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了45.8%。習近平主席去年宣佈，中國將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是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中國將會說到做到。

　　記者：這一目標很有雄心。

　　盧大使：為實現這一目標，我們需要付出艱苦的努力。自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以來，習近平主席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為解決當今時代世界所面臨難題而提出的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核心要義是要建設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也是世界各國的共同願望。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主張與所有國家構建不衝突、不對抗、合作共贏的關係。這就是習近平主席向世界傳遞的信息。

　　記者：近一年半來，國際形勢尤其是衛生形勢十分復雜。您對此如何看待？特別是如何評價中國在國內和全球抗疫中發揮的作用？

　　盧大使：無論對於中國還是世界，過去的一年半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世界各國都在艱難地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國是最早發現並報告疫情的國家。回想去年初，中國是疫情中心，當時的處境確實非常艱難。但幸運的是，中國政府立即採取了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措施遏制病毒傳播。中國政府決定對武漢這樣一個人口過千萬的城市和整個湖北省採取封鎖措施，舉全國之力馳援武漢和湖北。我們總共抽調了4萬多醫護人員奔赴湖北，十幾天內在武漢建成兩座分別配有1000張病床的高標準傳染病醫院，建成擁有1.3萬張床位的16家方艙醫院以收治輕癥患者。通過這些嚴格的防疫措施，中國政府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裏控制住疫情。可以說，目前中國的疫情已基本結束，每月只有少量零星散發病例和幾十例輸入病例，但我們有能力控制。

　　隨著疫情得到控制，中國經濟率先走出危機。去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下降超過6%，但從第二季度起開始由負轉正。去年中國GDP同比增長2.3%，是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今年，中國經濟保持增長勢頭，一季度GDP同比增長超18%。據國際權威機構預測，今年全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到8.3%。

　　中國經受住了疫情的考驗，但卻受到來自媒體的攻擊。從去年初成為疫情中心起，中國就受到尤其是來自西方國家的媒體攻擊。這些媒體批評中國“應疫延誤”“隱瞞數據”，認為疫情將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時刻”。當時的美國領導人指責中國“製造新冠病毒”，宣揚“病毒由實驗室泄漏”。整整一年時間裏，中國都在和諸如此類的“政治病毒”作鬥爭。

　　但實際上，中國為全球抗疫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向150多個國家提供了抗疫物資援助，去年為全球供應了2800多億只口罩、34億多件防護服、40多億份檢測試劑盒。疫苗研發成功後，中國向貧窮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向80多個發展中國家援助疫苗，向43個國家出口疫苗，共向國際社會提供了超過3.5億劑疫苗。

　　有人批評中國搞“口罩外交”“疫苗外交”，我們對此不以為然，因為中國希望的就是為全球抗疫做貢獻。中國在全球抗疫中捍衛多邊主義，與包括法國在內的各國積極開展團結合作。去年，習近平主席和馬克龍總統雖然無法見面，但始終保持密切溝通。兩位元首多次通話，就全球和雙邊重大問題開展戰略對話。這對於確保中法兩國關係沿正確軌道發展十分重要。

　　記者：正如您所說，中國在疫情初期備受指責。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一年，現在也沒有停止的跡象——之前是特朗普當總統，現在是拜登當總統。近期，G7成員國在峰會期間要求開展新的病毒溯源調查，認為中國的做法不夠“透明”。對此您怎麽看？您認為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盧大使：中國一直受到無端攻擊。而事實上，中國—世衛組織聯合專家組在今年年初赴華考察，中方為專家組工作提供了最大便利，充分體現了開放、透明、負責任的態度。去年7月同世衛組織商定工作任務書後，中國就召集數百名科學家盡全力進行數據搜集、整理和初步分析，並向世衛專家逐條展示了需要特別關註的原始數據，國際專家也多次公開表示就數據問題同中方進行了全面坦率討論。世衛專家組走訪了湖北省疾控中心、武漢市疾控中心、武漢病毒研究所等機構，參觀了各類生物安全實驗室，與相關機構專家進行了深入、坦誠的科學交流。多名國際專家多次在不同場合表示“想去的地方都去了，想見的人都見了”，對中方的開放和透明給予了高度評價。

　　美方為何要攻擊中國？他們的慣用套路是什麽？其手法昭然若揭，就是為“陰謀論”翻案，向中國“甩鍋”。仔細分析，其套路與2003年美國憑一小瓶洗衣粉對伊拉克發動侵略戰爭如出一轍。同樣是基於有罪推定，先把罪名扣在中國頭上，再操弄和誤導輿論以製造壓力。一旦中方同意接受“調查”，美方就可以“拿著結論找證據”，編造更多謊言謠言。同樣是捕風捉影，無視客觀事實和中方的反復澄清，惡意拿所謂的“情報”做文章。比如，拜登總統要求美國情報部門在90天內調查“實驗室泄漏”假說，這可不是什麽科學研究。美方還炒作“武漢病毒研究所三名員工患病住院”等所謂“情報”，對此中方多次否認、譴責並作出澄清。美方還臆斷種種“實驗室事故泄漏”場景，企圖借此打開“調查”武漢病毒所的口子。這些“有鼻子有眼”的描述，是不是美方以2019年處理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泄漏事故為藍本，針對武漢病毒所進行的“文學再創作”？但西方媒體從來不報道德特里克堡實驗室。

　　美方製造“陰謀論”的目的何在？不外乎“以疫制華”，遏制中國的崛起，為自己因無能而造成3000多萬人感染、60多萬人死亡的抗疫失敗甩鍋推責。更嚴重的是，美方的行徑已經嚴重干擾破壞了國際社會團結抗疫。

　　中方的建議是什麽？世衛組織專家組已經完成對中國的病毒溯源聯合研究，排除了在中國實驗室泄漏的可能性。既然對實驗室泄漏的猜測一直存在，那麽建議世衛組織下階段重點查一查德特里克堡實驗室，查一查它與2019年夏季在美國流行的“電子煙肺炎”是什麽關係。希望美方像中方一樣，本著科學、透明、開放和負責任態度，積極配合世衛組織的調查。

　　某些法媒提出相關實驗室“應該像核武庫或化學武庫一樣受到國際社會的密切監管”。中方對此深表贊同，尤其應當將德特里克堡實驗室以及美國在全球各地的生物實驗室置於國際社會的監控之下。作為唯一一個反對談判《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阻擋建立《公約》核查機制的國家，美國也應該改變立場。

　　作為第一個發現並報告疫情的國家，中國第一時間採取了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措施，用兩個月左右的時間實現本土新增病例“歸零”。這充分證明，新冠肺炎完全是可防可控可治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為何美國這樣一個醫療資源最豐富、技術最先進的國家都一年半了還沒控制住疫情？如果真的要追責，難道不應當首先向這種國家追責嗎？

　　記者：您在回答前面的問題時提到了備受西方指責的“口罩外交”和“疫苗外交”。近一年半裏，有人批評中國具有“攻擊性”，說您是“戰狼”。這種說法頗受喜愛對中國說三道四之流的歡迎，您怎麽看？

　　盧大使：做出這種評論、污衊中國外交是“戰狼外交”的人是懦夫。恰恰是進攻者指責受害者具有“攻擊性”。中國從來不是挑釁的一方，從不惹事。中國在過去一年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指責，我們只是自衛，打好捍衛國家利益、形象和尊嚴的保衛戰。我們沒有反擊和自衛的權力嗎？這不公平！不是嗎？為什麽這裏的媒體指責中國和中國外交具有“攻擊性”，是“戰狼外交”？我認為這反映了西方的優越感、傲慢心態和中心論思想。西方習慣攻擊指責別人，從未為此付出過代價或遭到反擊。但這次中國反擊了，他們就覺得被侵犯了。他們想要的，是中國還和之前一樣，面對西方媒體的指責默不作聲。如果中國反擊了，那就不正常了。他們不想讓中國和中國外交官發聲。實際上，“戰狼”在中國是個褒義詞，指的是為國而戰的勇士。既然有如此多的攻擊中國的“瘋狗”，我很榮幸得到“戰狼”的稱號，我們就是擋在祖國前面、為她而戰的戰士，就是要擋住攻擊中國的“瘋狗”的路。

　　記者：您說的有道理，必須學會自衛。

　　盧大使：中國始終在自衛，從未主動出擊。幾十年前，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就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記者：盡管如此，有人批評中國外交和您本人去年在法國抗疫問題上可能有些“過度反應”和“咄咄逼人”，尤其是使館網站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這是當時的一種反擊，還是因為手法“笨拙”？

　　盧大使：使館發佈了很多文章，以澄清事實、戳穿謊言。有人批評我們手法“笨拙”，說我們不應該這樣說話。那應該怎麽做呢？他們認為，我們應該做的就是閉嘴，只要回應了就是“咄咄逼人”，無聲回應就更好了。我們沒有其他途徑，所以我們認為發表文章是必要的。法國紙媒都不刊登我們的文章，我們只有使館的網站和社交媒體平台，必須讓別人聽到我們的聲音。我們不指望改變這些媒體的觀點，只想讓公眾聽到我們的聲音。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媒體當然也有言論自由，但必須遵守1971年《慕尼黑憲章》，其中第一項原則就是“尊重事實”。我是在法國作家馬克西姆·維瓦斯的著作《維吾爾族假新聞的終結》中看到的。原來記者行業是有《慕尼黑憲章》的。那麽為什麽現在越來越多的記者不遵守職業道德？使館發表了文章，有些可能不對他們的胃口，他們就不高興了，就給我們貼上“戰狼”的標簽。

　　記者：您提到，您以保衛祖國免受攻擊為榮。

　　盧大使：保衛祖國，在所不辭。我們確實受到一些指責，但同時也得到不少法國民眾的支持。至少通過我們傳播，法國民眾可以獲得另一種信息源，而不只是大多數法媒歪曲中國的報道，至少可以在使館提供的信息和法媒報道之間作比較，看看孰真孰假。我認為這很好，這也是一種言論自由。

　　記者：法國、美國等西方國家非常關註新疆和維吾爾族人的處境，這已成為非常棘手的問題，您如何看待？中國如何進行有效回應？

　　盧大使：如何有效、更有效地進行回應，對中國來說確實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因為我們沒有西方那樣強大的輿論機器。尤其是在西方國家，關於中國的真實聲音被媒體過濾掉了，無法傳播出去。可以說，中西方之間有一堵“信息隔離墻”，但這堵“墻”不是中國立起來的，而是西方。

　　關於新疆問題，眾所周知，1990年至2016年，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暴力恐怖勢力在新疆發起數千起暴恐襲擊，造成大量無辜群眾被害，數百名警察殉職。為徹底鏟除暴恐毒瘤，新疆在嚴厲打擊恐怖分子的同時，依法設立職業教育培訓中心，幫助受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思想侵蝕的人員學習法律、國家通用語言和職業技能，祛除極端思想，重回正常社會生活。這與美國、英國、法國的去極端化中心、社區矯正制度在本質上並無二致。實踐證明，中國政府的治疆政策是完全正確的，新疆已連續四年多未發生暴恐案件，各族人民終於不用再擔驚受怕，可以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新疆建有2萬多座清真寺，使用7種語言開展中小學教育，使用5種語言播出電視廣播節目，新疆人均壽命從建國初期的30歲提高到現在的72歲，維吾爾族人口從40年前的555萬增長到1100多萬，何來“大規模鎮壓”“種族滅絕”“強迫勞動”“強迫絕育”之說？

　　每當有謠言謊言出現，我們就會作出澄清。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已發佈8本白皮書介紹新疆的方方面面，組織40多場記者會，邀請幾百名新疆普通民眾向中外媒體介紹當地生活。但包括法媒在內的西方媒體從不做報道，而是寧願聽信、報道被西方反華勢力選中的那幾個“證人”之言。我數過，總共可能也就十幾個“證人”，而且每次都是這些人。他們的謊言已多次被新疆政府戳穿。比如，近期法媒採訪了一位自稱曾在新疆教培中心任教數月的女士，她聲稱在教培中心任教期間和此後遭遇了種種“折磨”。根據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提供的信息，這位女士從未在教培中心任教，那她又是如何受到“折磨”的？並且她早已非法出境，近幾年根本不在中國。卻有人願意聽信這些人的胡話。公眾聽不到真實的信息，這很可悲。

　　記者：但是去新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2018年去過一次。

　　盧大使：2018年已經很近了，你應該看到了恢復安寧後的新疆。

　　記者：是的，總的來說，我感覺無論是在烏魯木齊還是其他我去過的地方，當地生活已恢復正常。但同時，我註意到警備依然森嚴，每隔100米、150米就有警察，令我感到震驚，他們似乎隨時準備戰鬥。

　　盧大使：那是為了保證安全。

　　記者：正如您所言，現在已經沒有恐襲了，但因為大量安全人員的出現讓人感到情況好像還很緊張。讓我吃驚的是，當走在街上時，我看到那些加油站就像城堡一樣堅不可摧，這讓人多少有些害怕。我認為散播涉疆謊言很容易，而且正如您所言，這些謊言都出自同樣的“證據”和同樣的人。打開新疆的大門，讓外國記者親赴現場，參觀教培中心，與當地人自由地交流，會不會更簡單？

　　盧大使：事實上，隨著局勢回歸正常，新疆也越來越開放。正如您所說，大街上還有很多警察，這是為了保證安全，這很正常。在法國同樣如此，特別是發生恐襲後，大街上會重新部署警察或軍人，都很正常，這是為了確保民眾的安全。現在每年約有兩億中外遊客赴新疆旅遊，其中包括約200萬外國遊客。中國政府近年來已經邀請了來自100多個國家的1200多名外交官、記者和宗教團體代表等參訪新疆，與當地民眾交流，參觀市場。如果真的在新疆發生了“種族滅絕”等大規模侵犯人權事件，怎麽從沒有人在社交媒體上披露過？很多外國遊客、記者、外交官都參觀過新疆，當然也包括西方記者。但這些西方記者即使看到正面的東西，也會千方百計去抹黑，比如BBC記者就用“陰間濾鏡”向西方民眾展現中國的形象。

　　記者：法國有句俗語：“狗咬自己的尾巴”，意思是陷入惡性循環。我還不清楚中國將如何走出這種惡性循環。在您看來，如果不能一下子塑造一個正面形象的話，中國怎麽能先塑造一個正常形象？“中國”這個詞目前具有負面涵義。

　　盧大使：這取決於雙方，既取決於中國做了什麽以及將要做什麽，又取決於西方和西方媒體做了什麽以及將要做什麽。為什麽？因為即使中國做得再好，如果西方媒體不去客觀呈現的話，再怎麽向西方民眾介紹中國都毫無意義。有些真實的信息不能穿透西方媒體構築的“信息隔離墻”而直達西方民眾，這是很悲哀的。我呼籲西方記者遵守職業道德、尊重客觀事實，不應局限在自己的意識形態裏。中國不是西方的意識形態敵人。中國傳統文化從來都主張與人和諧共處，中國哲學素來倡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應該讓西方民眾看到真實的中國。我認為西方媒體受到美國政客的影響，美國政客把中國視作最危險、最主要的敵人，不擇一切手段反對中國，而西方媒體則扮演了這些政客的幫兇。

　　記者：在您看來，這是不是表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害怕被其他文明或民族超越？

　　盧大使：中方主張開展你追我趕、共同提高的“田徑賽”，而不是搞相互攻擊、你死我活的“角鬥賽”，倡導光明正大、積極正面的競爭。中國並不想取代誰，無論發展到什麽程度，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不謀求勢力範圍。中國只希望自身能發展得更好，中國也有實現更好發展的權利。最近，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聲稱北約要抑制中國的發展。這種說法不合適，因為每個國家都有發展的權利。為什麽你們要阻止我們？誰更有攻擊性？顯然不是中國。從這一點看，明顯是西方更具攻擊性。中國並不想與誰發生衝突，但我們有自衛的權利。

　　記者：新疆議題在歐洲受到廣泛關註，並導致去年底剛剛完成談判的中歐投資協定被擱置。對此您如何看？有什麽辦法能夠走出僵局？基於新疆的現狀，看起來歐洲議會是不會批準該協定的，歐盟也會被迫將其束之高閣。

　　盧大使：把經貿問題政治化的做法很讓人遺憾。事實上，中歐投資協定對中歐雙方是互惠互利的，甚至可以說對歐盟更有利，因為根據歐方人士的說法，中國在該協定談判中作出了很大讓步。但現在一些人和部分歐洲議員想把該協定當成對抗和懲罰中國的工具，這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完全是適得其反的。我們並不想看到這種局面，我們希望歐方繼續推進批約進程，因為協定越早生效，雙方就能越早從中獲利。我們相信歐洲國家和歐盟領導人具有戰略和長遠眼光，不會被這種反華的雜音所干擾。

　　中歐投資協定符合雙方的利益。根據法國和歐洲的統計數據，目前中國已是歐洲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以中法合作為例，法國累計對華投資額達260億歐元，在華經營的法企達1100家。相反，中國對法投資額僅60億歐元，很不平衡。法方經常指責中國“市場不夠開放”“市場準入門檻太高”，但事實並非如此。中國的市場是很開放的，比如中國每年採購大量法國農食產品，其他領域合作也都給中法雙方都帶來了實際利益，這也是我們倡導互利共贏的原因。為什麽要在中法合作中設置障礙呢？我們高度贊賞法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等歐洲領導人，他們都具有戰略視野，不被那些主觀的、反華的聲音所影響。最近，我註意到馬克龍總統在七國集團峰會和北約峰會期間的有關講話，他很好地闡述了歐洲和法國在處理對華關係上的立場，在我看來是實事求是和具有戰略眼光的。法國是第一個與中國建交的西方大國。自建交以來，兩國始終堅持“獨立自主、相互理解、高瞻遠矚、合作共贏”的基本原則。我想，只要繼續堅持這一原則，中法雙邊合作就能取得更大成果。

　　記者：但同時法國也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印太戰略”中，不久前參加了與美國、印度等國的聯合軍演，看起來法國正向美國對華政策靠攏。歐盟把中國定位為制度性對手，法國是歐盟成員國，也沒有反對這一定位。在此背景下，您如何看待歐盟和中國的關係，特別是法國的立場？

　　盧大使：我們希望歐盟、法國的印太戰略能夠促進與地區國家的合作，而不是將其作為對抗中國、特別是軍事對抗的戰略。遺憾的是，迄今我們只看到它的軍事一面。法國應該突出經貿合作的方面，“一帶一路”倡議惠及各方，中法兩國可以在“一帶一路”倡議框架下在印太地區更好開展合作。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報告，“一帶一路”倡議將使相關國家約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合作平台，中方從未將其作為地緣政治工具，中法如能在這一框架下開展合作，那將再好不過了。法方也提出希望在非洲等地開展三方合作，這也是好事。在處理中美、中歐和中法關係時，我們始終主張不衝突、不對抗、互利共贏。

　　記者：與此同時，在上周的七國集團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提出“重返更好世界倡議”(B3W)以對抗中國。對此，七國集團成員均表示贊同。您肯定也看到西方陣營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了吧？我不是指美國，因為美國早已下定決心要與中國對抗到底，而是法國、德國最終將跟著美國走。

　　盧大使：如果西方國家真心想提出幫助發展中國家建設基礎設施的倡議，這對我們是好事。事實上，發達國家應該為世界的發展，特別是為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作出努力和貢獻。對於“重返更好世界倡議”，我祝它好運！

　　記者：著眼2049年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台灣問題的緊迫性越來越突出。我們註意到，近幾個月來台海局勢有所緊張。我記得周恩來總理曾在1950年說過，“中國最大的問題就是台灣”。今天還是這樣嗎？如何解決台灣問題？

　　盧大使：的確，台灣問題對中國而言很敏感，也很重要。中國是唯一沒有實現國家統一的大國。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早在公元4世紀的三國時期，台灣就屬於當時的吳國。明清時代起，中國開始在台灣設立行政機構管理台灣事務。直到19世紀末，確切地說是中國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戰敗之後，台灣才被日本佔領。二戰之後，台灣被中國收回。

　　台灣問題涉及中國主權。在這一問題上，中國的立場一貫是堅定的、明確的，毫無退讓和妥協的余地。如何解決台灣問題？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們就主張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鄧小平先生的“一國兩制”最初就是為了解決台灣問題而提出的。鄧小平先生說，國家統一後，台灣可以繼續實行資本主義制度。事實上，最早實行“一國兩制”的是香港。但我們始終堅持用“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

　　但遺憾的是，近年來民進黨在台灣執政，這是一個主張“台獨”的政黨，拒不承認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因為民進黨的“台獨”政策，兩岸關係發展的政治基礎就不存在了。當前的緊張局勢不是中國大陸造成的，責任完全在台灣民進黨當局。特別是他們得到了美國的支持，這使得局勢更加復雜。您應該知道，近一段時間，當然從特朗普執政時期就開始了，美國經常搞些小動作，挑戰中國的底線。中方的立場非常堅定，但也保持了克制，否則戰爭早已爆發。如果想要維護台海地區的和平穩定，民進黨當局就要展現和平誠意，美國要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尤其不能玩弄“以台制華”的把戲。

　　記者：歐洲也經常在台灣問題上向中國施壓，比如一些國家想在台灣開設代表處，七國集團峰會的公報也首次明確提到了台灣。的確，我能感覺到他們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同時我認為這是很危險的，因為剛才您也提到中國在涉及領土主權問題上沒有妥協退讓的余地。從中期看，您認為未來會如何發展？

　　盧大使：對歐方的某些所作所為，我們堅決反對，我們認為歐洲不應該亦步亦趨地跟著美國挑釁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我們沒有絲毫後退和妥協的空間，決不允許台灣獨立。越是向我們施壓，我們的立場就會越堅定。如果歐洲真想台海和平，就不要對中國施壓。從中期來看，我們想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當然我們也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這是為了防止外國干涉，防止“台獨”勢力鋌而走險，而不是針對台灣人民。您可以想象，如果今天大陸承諾放棄使用武力，“台獨”勢力明天就會宣佈獨立。因此，武力是一種威懾力量。

　　記者：在習近平主席看來，台灣問題是否必須在2049年前解決，無論是通過“一國兩制”，還是通過武力？從過去和未來的數月時間看，兩岸沒有對話的可能。從大陸看，你們沒有退讓和妥協的空間；從台灣看，蔡英文也不想多談；同時美國還在火上澆油，歐洲也在煽風點火。在此背景下，到2049年這一重要事件節點，台灣問題可以解決嗎？

　　盧大使：我們實現祖國統一的目標從未改變，也不會改變。台灣的前途就是回到祖國懷抱。我們當然希望通過和平方式實現統一。但如果有人火上澆油，那將導致戰爭。

　　記者：非常感謝，與您的交流很愉快。

　　盧大使：非常感謝，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