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底，我在武漢病毒所工作”…澳科學家通過美媒發聲美國政界、媒體再度操弄新冠溯源問題，為“實驗室泄露”謬論推波助瀾之際，一名曾在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WIV)工作過的外籍科學家首次通過美媒發聲，以親身經歷打臉有關謠言。 6月28日，美國知名財經媒體彭博社發布對澳大利亞病毒學家丹妮爾·安德森的采訪，強調她在中國通報發現疫情之前，曾在武漢病毒研究所實地工作，與研究人員近距離接觸。可她對這裡的描述“與外界聽到的非常不同”：安德森稱沒有發現2019年底有研究人員“生病”，也沒有證據顯示進行了“功能增強實驗”。她還對武漢病毒研究所采取的最高安全標準表示印象深刻。 安德森說，武漢病毒研究所從事的科研活動“被一面之詞與歪曲事實所掩蓋”，其真實情況是常規的，遠沒有(西方)媒體所描述的那麽誇張。“倒不是到了無聊的程度，但這就是一家正規的研究所，從事著任何高度隔離的研究所都會做的工作。人們所說的根本不是事實。”作為研究蝙蝠攜帶病毒的專家，安德森在墨爾本大學獲得病毒學博士學位，曾在波士頓、蒙特利爾、新加坡等地的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2016年起，她代表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生物安全研究所(生物安全等級3級)，開始與武漢病毒研究所展開合作，重點研究為何埃博拉、尼帕病毒通過蝙蝠傳播，卻無法在蝙蝠體內產生疾病。安德森形容，在武漢研究埃博拉病毒實現了她“畢生的職業目標”。 這段經歷直到2019年11月結束。彭博社強調，當年年底，安德森一度每天前往武漢病毒研究所工作，有機會與許多研究人員近距離接觸，包括一起搭乘公共汽車上班。 事實上，作為研究所唯一一位外籍科學家，安德森坦承自己受到了其他同事很好的照顧。“我們一起吃晚餐、午餐。我們也會在研究所(工作)之外的時候見面。”  因此，當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宣稱獲得3名研究人員在2019年底“生病”的“情報”、暗示疫情與武漢病毒研究所有關時，安德森明確表示，她認識的同事當中沒有人生病。而且，這裡對於出現和被研究的病原體相關的癥狀，有一套完整通報流程。“如果有人生病，我假設我應該也會生病，但我並沒有——我在新加坡打疫苗前做過抗體檢測，我從來沒有得過(新冠肺炎)。”她還透露，2019年12月，許多武漢同事來到新加坡參加會議時，也沒有人討論過實驗室有任何“疾病”蔓延的情況。“科學家們都很健談與興奮，在我看來，沒有一絲會讓妳覺得有事情發生的異常征兆。” 對於外界炒作的“病毒實驗室泄露”謬論，安德森表示，自己初次參觀時便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保措施“印象深刻”。實驗室有“最嚴格的安保要求”，所有內部空氣、水與廢物在被排出前都需要接受過濾與消毒。 她介紹，獲準在實驗室獨立開展工作的研究人員，都需要接受45小時的安全流程培訓，“非常、非常詳盡”。進入與離開實驗室也有一套嚴密編排的程序，尤其是離開時的消毒環節。 安德森說，全世界生物安全等級4級的實驗室都有類似的消毒規定。武漢病毒研究所對於消毒環節的日常監控有一套定制方案。期間，她會通過耳機與實驗室指揮中心的工作人員保持溝通，以確保每一步都萬無一失。 事實上，正是受此啟發，安德森為她目前任職的墨爾本大學彼得·多赫蒂感染與免疫研究所引進了武漢試驗室的方案。 最後，對於有美國政客污蔑武漢病毒研究所從事冠狀病毒相關的“功能增強試驗”(gain of function research)，安德森認為，這一指控缺乏證據，而且現實中成功的可能性“極低”。 她解釋，相關研究在科學界受到嚴格限制，需要經過多層審批。“功能增強試驗”涉及反向遺傳學，本身的難度極大。“就算妳想要實現，要做到這一點也是極度困難的。” 安德森認為，新冠病毒最有可能的來源還是自然界。鑒於(來自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科研人員花了近10年才找到SARS病毒在大自然中的病原體，她也並不意外，人類仍未找到蝙蝠引起新冠的“確鑿證據”。 在接受彭博社采訪前，安德森一直保持低調。文章裡面提到，她2020年初曾在網上批駁過有關新冠疫情的陰謀論，並遭到來自美國的“極端人士”攻擊，以至於不得不報警。事實上，在政治家的煽動與操弄下，針對科學家的言語威脅導致他們中許多人不敢就新冠問題公開發聲。 近日也有報道指出，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新冠肺炎疫情委員會疫情溯源特別工作組中的美國專家受到“威脅”，甚至有“壓力”迫使工作組主席要求專家們放棄有充足科學證據證明的“蝙蝠成為新冠病毒自然宿主”論，轉而支持“實驗室泄漏”論。部分工作組專家可能不得不以辭職的方式，維護其所堅守的科學立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8日表示，這再次暴露了美方聲稱推進搞科學溯源是假，借疫情搞政治操弄是真；防範疫情再次暴發是假，向中國甩鍋推責是真。我們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對溯源問題的政治操弄，收回伸向科學界的“黑手”，本著科學、透明的態度，邀請世衛專家赴美開展溯源研究，就德特裡克堡和美在全球設立的200多個生物實驗室情況作出負責任的說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