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淡化中方兩份清單，"他們甚至沒勇氣面對"7月26日的中美“天津會談”備受世界矚目。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在與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舍曼的會談中先向美方提出了“兩份清單”，王毅外長緊接著在會見舍曼時明確了中方對中美關係的“三條底線”。 “中方的這一舉動史無前例，”港媒26日稱，這是中方首次為中美關係劃下“紅線”，並明確向美方提出修復關係的補救措施。 然而，記者註意到，美媒在報道中在盡量淡化中方的嚴厲批評，甚至有報道中用文字遊戲回避中方提出的兩份“清單”。 對此，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對記者表示，這次“天津會談”某種程度上是中美關係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中國這兩份清單打的美國媒體和政府“措手不及”，就目前美方以及歐美媒體的反應看，大概率在此之前，他們沒有沒有任何思想上的準備。 沈逸認為，多數美主流媒體，以《紐約時報》為典型，有在報道中淡化“中國對美國劃線”的傾向，因為他們在心理上不接受，他們在抗拒，從用詞，清單的選擇性翻譯來看，似乎“他們沒有勇氣面對這個現實，就是現在中國的底氣已經可以向美國提出糾錯清單了。他們連把這個事實說出來的勇氣都沒有。”  舍曼會後接受美媒采訪，避重就輕 舍曼在26日的會談後接受了美媒的電話采訪。從《美聯社》和《紐約時報》的報道來看，舍曼在電話采訪中似乎避重就輕，未特別提及“兩份清單”和“三條底線”。 舍曼稱：“這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又邁出了新的一步。我們對雙方進行的這些對話，沒有期待任何具體的結果。” 她稱，美國歡迎和中國進行激烈的經濟競爭，但並不希望這種競爭轉向衝突。“事實上，我們想看看是否會有後續行動，我們是否能夠再邁出一步。在建立這種關係的早期階段，我們無法知道能否達到我們所希望的目標。” 舍曼表態稱，“美國和中國的關係很復雜，所以我們的政策也很復雜。我們相信，我們的關係(中美關係)可以容忍這種細微的差別。” “在那些存在巨大分歧的領域，我們彼此非常直接。在我們有共同利益和重大全球利益的領域，我們進行了非常實質性的討論，分享了一些想法。” 紐約時報的“文字遊戲” 同樣回避中方“兩份清單”和“三條底線”的還有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普萊斯稱，舍曼和王毅的會面是一次“坦誠而開放的討論”，“雙方就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探討，顯示出兩國之間保持開放的溝通渠道的重要性”。 值得註意的是，美國主流媒體對此次“天津會談”的報道和舍曼、普萊斯等美國政客如出一轍，盡量淡化中國對美國的指責和劃線。 從美聯社、《紐約時報》、《國會山報》的標題中可見一斑。  為了回避中方提出的“兩份清單”，《紐約時報》直接在行文中寫成謝鋒副部長向舍曼提出兩套所謂“要求”(demands)。 對此，沈逸評論稱，這兩份清單顯示美國政府和媒體，應對這種意料之外變化的應變能力有限，似乎準備采取“裝糊塗“的方式，拖延一下。 他認為，心理上的抗拒和調試，可能是影響相關報道和反應的一個重要因素，“一直都是我(美國)給妳劃線的，什麽時候我(美國)淪落到妳們給我劃線的地步了。他們沒有勇氣面對一個現實，就是現在中國的底氣已經可以向美國提出糾錯清單了。他們連把這個事實說出來的勇氣都沒有。” 《紐約時報》並沒有一一列舉兩份清單上的具體內容，只是模糊地寫道，“內容包括撤銷對中共黨員的簽證限制、取消對中方官員的制裁，以及撤銷將主要的中國新聞機構登記為‘外國代理’等等”。  沈逸表示，這裏的“清單”內容翻譯含糊不清，只挑選了其中意識形態的部分，沒有提關於停止打壓企業的部分，撤銷對孟晚舟的引渡等其他部分內容。“這反應了美國在中美關係上表現出來的錯誤政策和舉動，在整個美西方世界是有深層的心理和思想認知原因的。” “他們不是由於被錯誤信息誤導而導致錯誤行動，他們的這些舉動是基於一種陳舊的認知結構和過時的知識體系，其中隱含的是‘白人至上、西方中心主義’的世界觀。”沈逸補充道。 “這次如果是美國來給中國劃線，那麽歐美媒體肯定會壓倒性的報道這個消息。但是現在反過來了，他們就不敢報道，甚至沒有勇氣去列清楚這些要求的細節。從新聞價值來看，有什麽比中國給美國列清單更具轟動效應的新聞呢？美媒為啥不報呢，不就是他們在心理上比美國政府更受不了嘛，反映了西方媒體精英和知識精英對整個世界居高臨下的傲慢。” 在會談結束後舉行的吹風會上，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向記者表示，會談中，中方還向美方提出兩份清單，一份是要求美方糾正其錯誤對華政策和言行的清單，一份是中方關切的重點個案清單。 在糾錯清單裏，中方敦促美方無條件撤銷對中共黨員及家屬的簽證限制，撤銷對中方領導人、官員、政府部門的制裁，取消對中國留學生的簽證限制，停止打壓中國企業，停止滋擾中國留學生，停止打壓孔子學院，撤銷將中國媒體登記為“外國代理人”或“外國使團”，撤銷對孟晚舟的引渡等等。 在中方關切的重點個案清單裏，中方主要就中國部分留學生赴美簽證遭拒，中國公民在美遭受不公正待遇，美不法分子滋擾、衝撞我駐美使領館，美國國內仇亞、反華情緒滋長，中國公民遭暴力襲擊等個案向美方表達嚴重關切，要求美方盡快解決，切實尊重、保護中國公民和機構在美的合法權益。 “天津會談”VS“阿拉斯加會談” “天津會談”結束後，不少媒體將這次會談和中美3月份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舉行的會談做對比。 《紐約時報》稱，“天津會談”和“阿拉斯加會談”如出一轍。但美聯社和路透社的看法和《紐約時報》並不十分一致。 美聯社認為，“天津會談”中雙方盡管凸顯出巨大分歧，但總體基調似乎沒有上次會談那麽有爭議。路透社則稱，“天津會談”沒有“阿拉斯加會談”那麽劍拔弩張，但雙方似乎沒有就任何實質性問題進行談判，而是繼續堅持既定要求。 談及這兩次會談的對比，沈逸提到了會談前美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普萊斯於7月21日表態。從普萊斯的表態來看，他認為舍曼這次來天津和上次布林肯等人在安克雷奇會見楊潔篪一行中方代表是一樣的。“當時普萊斯用了一個詞not unlike，雙重否定表肯定”。 當時，來萊斯說，舍曼將“從實力的地位出發”(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飛往中國會談，就像國務卿布林肯從印太地區回來的路上在安克雷奇會見楊潔篪和其他中方代表一樣。  沈逸認為，“美方這次讓舍曼來，或許多少有一點幻想，認為可以在天津找回阿拉斯加失去的分數。從舍曼和王毅談完之後美國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來看，美國政府仍然在自我催眠。” “他們在描述一個被建構出來的、並不準確的天津之行，上來第一句就是，舍曼對中國進行了訪問，與王毅和中國其他官員進行了會談。事實上，舍曼就是和謝鋒副部長談的，王毅外長對她只是禮儀性的會見，他們在扭曲概念，甚至在美國國務院的官方新聞稿當中根本沒有提他們拿到的兩張清單，只是在講舍曼跟王毅說了些什麽話。” 沈逸補充道，這就說明了美國繼續沈浸在這種錯誤的思維和認識當中，就跟安克雷奇一樣。但是相比安克雷奇，中方表現的更加坦率、直白、明確。而且中方對中美關係的思考，對於中美之間面臨的問題，解決的方法和路徑，明顯比美國思考的更加周全。而美國則在繼續玩弄它的文字遊戲，在他們復雜的心理活動、情感需求和傲慢與偏見之間為自己找補。 “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美國拒絕直面中美之間已經出現的力量對比的巨大變化，還沒有在思想上做好中國外交風格變得更加自信的準備，拒絕以一種正確的、相互尊重的方法跟中國談話。” “現在美國更需要跟中國談” 路透社在27日的報道中分析稱，周一中美的高層外交會談沒有宣布任何成果，中美關係似乎處於“停滯”狀態，雙方都堅持認為對方必須做出讓步以改善關係。 來自美國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亞洲專家葛來儀(Bonnie Glaser)說，雙方保持某種形式的接觸非常重要。然而“天津會談”似乎沒有就後續會議或正在進行的對話機制達成任何協議。 “這可能會讓美國的盟友和夥伴感到不安，他們希望美中關係更加穩定且可預測，”葛來儀補充道，如果都希望對方先讓步，那麽雙方都可能會感到失望。  針對中美關係現狀，沈逸在采訪中對記者表示，現在是美國更需要跟中國談，因為美國客觀上更有求於中國。 “第一，美國政府需要通過和中國談，來為拜登在國內政治上加分。第二，美國需要通過和中國的會談，讓美國在未來可能出現的經濟和金融問題上得到中國的配合。第三，美國需要中國在朝核問題、伊核問題和緬甸問題上配合並支持美國的政策和立場。” 沈逸指出，這次“天津會談”某種程度上是中美關係的一個標誌性事件，這體現在幾個方面： 第一，這是中方第一次向美方列出任務“清單”，是歷史性的。美方這次來之前說要給中美關係建立護欄，某種程度上，兩份“清單”就是中方所說的讓中美關係重新回到正常軌道健康發展所必須滿足的條件。就是說，這些“清單”上的事情不解決，或者不開始解決，要讓中美關係回到正常軌道上健康發展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中方在這次會談中非常坦率地向美方闡述了中方對於中美關係現階段狀態的看法，對於美方不惜惡化中美關係來轉移和轉嫁國內矛盾、用對中國的遏制和打壓實現自己有效變革等深層的機制性問題、影響中美發展的結構性的問題，都做了系統的闡述。這在中美關係史上是不多見的，或者說是第一次。 中方用這種坦誠的方式指明了中美之間存在的問題、中方的看法，以及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這也反應了中國對於中美關係的高度重視，體現了中國的誠意。 第三，王毅外長在會見舍曼時第一次中方清晰向美方指出了中方的三條底線。我認為這是十分合理的，既表現出中國堅持和平掘起、不謀求霸權，又展現了中國作為一個以改善本國民眾生活福祉為核心任務的新型大國，在掘起過程中的善意。 不過，王毅外長也提到了，中美關係如果處理不好將是一場大災難。在核心利益問題上，中國是不會讓步的。如果美國堅持要是核心利益上試探中國，那出了問題美國負責，我們把底線和紅線都比較清晰地向美方劃清楚了。 拜登的對華政策會改變嗎？ 就像《紐約時報》所說，拜登的對華戰略在談判桌上遭遇阻力。那麽，在“天津會談”之後，拜登政府的對華政府會出現改變嗎？ 對此，沈逸表示，很明顯，除非他們改變，否則中美關係很難突破。中方對拜登政府的要求很簡單，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政策是錯的，請首先從錯誤的軌道上走出來，再來討論如何良性發展。 “到目前為止，美國還沒有表現出要走出來的做法，而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基於美國國內政治的算計。美方把國內政治置於中美關係之上，那就沒有辦法了，這種做法只能讓中美關係經歷更多的風波和挑戰。責任一定在美方。”沈逸補充道。 2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被問及如何評價舍曼的天津之行時稱，舍曼常務副國務卿此次天津之行是繼安克雷奇對話後中美間又一次重要外交溝通。盡管舍曼女士只停留了24個小時，但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與其會見、謝鋒副部長與其會談的時間加起來有6個小時。應當說，雙方談得很深很透增進了相互了解。 趙立堅指出，在會見會談中，中方清晰地表明了對當前中美關係的看法，認為中美關係目前面臨嚴重困難和挑戰，下步是走向衝突對抗還是得到改善發展，這是一個巨大的問號，美方需要認真思考和作出正確選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