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發表評論文章：為對抗中國，美國需要動員學術界近日，美國國會眾議院的一個兩黨小組提出了一項名為“開放翻譯和分析中心授權”的法案。顧名思義，該提案旨推動建立一個翻譯和分析中心，向美國及盟國政府、媒體機構和各國學者開放。 根據提案內容，此項計劃每年所需經費達到8000萬美元，但翻譯和分析的對象很有針對性，重點關註中國和其他“戰略利益國家”的關鍵性政府文件。 8月9日，美國外交政策學者布蘭茲(Hal Brands)在彭博社發表評論文章。他認為，若提案獲得通過，將意味著美國恢復冷戰時期的政治傳統——由政府出資，聯合政府和學術界了解特定的、“神秘的敵人”。  “開放翻譯和分析中心授權法案”由美國眾議院國際發展、國際組織和全球企業社會影響外交事務小組提出，委員會主席卡斯特羅(Joaquin Castro)和其他兩黨成員為共同發起人。 根據卡斯特羅個人網站消息，提案於7月28日發起，旨在建立一個“開放翻譯和分析中心”(OTAC)。 開放翻譯和分析中心負責將來自中國、俄羅斯和其他“戰略利益國家”的關鍵政府材料翻譯成英文，並將文件傳至一個公共網站，作為美國及盟國政府、媒體機構和各國學者的重要資源。 除了翻譯，該中心還將提供信息，幫助讀者理解出版材料的內涵和意義，並對翻譯材料進行關鍵分析，以增進對目標國家政府和政治制度的了解。 提案主要發起人卡斯特羅說：“美國要想有效地與中俄競爭和合作，我們需要更好地了解這些國家……通過將外語材料翻譯成英語並公開，開放翻譯和分析中心將增強美國及其盟國在世界舞臺上的競爭能力，同時也為學者、記者和公民社會的其他成員提供巨大的資源。” 8月9日，美國外交政策學者、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特聘教授、彭博社專欄作者布蘭茲(Hal Brands)發表評論文章，將此提案描述為“美國政府動員學術界對抗中國”的舉動。 文章稱，若提案最終獲得通過，將意味著美國將恢復冷戰時期的政治傳統——由政府出資，聯合政府和學術界了解特定的、“神秘的敵人”，只是以前的目標是蘇聯，如今卻是中國。 布蘭茲在文章中提到，在冷戰期間，美國做出了持續的、全社會的努力來試圖理解自己的對手。 由此，一門被稱作“蘇聯學”(Sovietology)的學科出現了。美國國務院解釋說，這是一門專門研究蘇聯社會的“運作特征”、“蘇聯人的心理特征”和“社會優劣勢平衡”的學科。 作為戰後美政府聯合學術界的項目之一，蘇聯學研究得到了聯邦資金及知名基金會的支持。學者和智囊團則利用這些資源研究了蘇聯的經濟輪廓、軍事結構和理論、以及該國政策和社會中的各個方面。 哈佛大學研究俄羅斯的歷史學家派普斯(Richard Pipes)曾對此感到困惑。他說：“我認為，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國家花這麽多錢研究另一個國家，如此令人震驚。” 但布蘭茲稱，美國政府的投資最後“碩果累累”：一些蘇聯學家對蘇聯政府的運作機制一清二楚；在蘇聯解體前，就有經濟學家發現了蘇聯經濟的停滯、人口學家意識到了蘇聯人口出生率的快速下降、文化學家註意到了民眾對於宗教的興趣激增。 此外，蘇聯學還創造了一批學術骨幹，他們將自己的專業知識帶入了政府的核心圈子，其中就包括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 在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聯邦調查局等情報機構基本上停止向非政府分析人士提供經翻譯的、開放的材料。這使得美國觀察人士常常依賴中國政府自己對該國重大政策聲明的翻譯。 布蘭茲認為，如今的美國需要類似的努力——政府動員學術界，像冷戰期間研究蘇聯那樣研究中國，翻譯文件只是一個開始。 正如布蘭茲所言，“開放翻譯和分析中心授權法案”的提出，體現了美國部分政客的冷戰思維。此前不久，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接受采訪時同樣叫囂，美國政府要用對付蘇聯那套對付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曾強調，美方一些人總是從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的角度去看待中美關係，鼓吹圍堵打壓中國，這是當前中美關係面臨嚴峻挑戰的重要原因之一。 汪文斌說，我們敦促美方摒棄冷戰零和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停止負面言行，同中方相向而行，推動兩國關係回到協調、合作、穩定的正確軌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