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迷不悟挑戰一中底線 中國宣佈與立陶宛外交降級 香港新聞網11月22日電 11月18日，立陶宛不顧中方嚴正抗議和反復交涉，允許台灣當局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21日，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決定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 何為外交關係降級？ 隨著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什麼是代辦級外交關係”這一話題也衝上微博熱搜。 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外交代表分為三個等級：大使級、公使級、代辦級。其中大使和公使都是一國元首向駐在國元首大使派遣；代辦是一國外交部長向駐在國外交部長派遣，銜級低於大使和公使，是最低一級的外交代表。一些國家雙邊關係惡化、但未達斷交程度時，會召回大使，將外交關係降至代辦級。代辦沒有外交全權，只能辦理最基本的外交事務，並對僑民提供必要的外交服務和領事保護。如果兩國長期保持代辦級的外交關係，則表明雙方的外交關係是不完全的。 將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意味著兩國外交關係發生倒退，是較嚴重的外交冷卻信號，在中國外交史上也曾出現過。1981年，因荷蘭政府批准荷公司售台潛艇，中國立即召回駐荷蘭大使。同年5月，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直至1984年2月1日，在荷蘭拒絕向荷公司發放售台潛艇許可證，並承諾不再批准向台灣出售武器的基礎上，中荷兩國才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 立陶宛為何一意孤行挑釁中國？ 今年以來，立陶宛突然走向極端，在對華政策上頻頻表露惡意和敵意。5月，立陶宛宣佈退出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17+1”合作機制，並試圖拉歐盟其他國家一同退出。7月20日，台當局宣佈在立陶宛設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是台灣在中國建交國設立的第一個以“台灣”為名的“代表處”。8月10日，中國決定召回中國駐立陶宛大使，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駐中國大使。隨著立陶宛在台灣問題上一意孤行，中國反制措施也逐步升級。 針對中方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級的決定，立陶宛外交部表示“遺憾”。但對於允許台灣當局設立“代表處”的做法，立陶宛聲稱“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但同時有權擴大與台灣的合作”，“包括成立非外交代表團”。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歐盟研究中心主任王義桅向香港新聞網記者指出，美歐西方國家在試圖主導新全球化的過程中，一直強調供應鏈“安全、可靠、韌性”，要減少對中國依賴，他們相中了在半導體產業具備優勢的台灣，希望與台灣提升關係。另一方面，立陶宛有過脫離蘇聯獨立的歷史，它認為目前台灣也面臨著遭受中國“脅迫”的處境，產生了一種“惺惺相惜”感，希望藉發展與台灣關係來表達對台支持。在仗著背後有美歐支持，以及所謂“共享價值觀”的信念驅使下，立陶宛試圖以小搏大，執迷不悟地挑戰中國底線，藉此換取美歐補償。這種行徑極為惡劣，中方不得不採取嚴厲措施向立方發出警告。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在立陶宛批准台灣當局設立“代表處”後的第二天，立政府就證實將與美國進出口銀行簽署一項6億美元的出口信貸協議。路透社也報道了這一消息。內文雖沒有透露協議的更多信息，但在標題中指出，立陶宛因涉台問題“惹怒中方”，有望獲得美國的貿易支持。 同日，立陶宛外長蘭茨貝爾吉斯受訪時聲稱，“由於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立陶宛面臨著某些經濟和金融問題”。而被問及該國是否希望獲得更多來自歐盟的具體支持時，蘭茨貝爾吉斯回答稱，“將不勝感激”。 挑釁背後反映的是中西“敘事之爭” 王義桅提到，立陶宛事件背後還反映了更深層次問題，就是中西之間的“敘事之爭”。聯合國大會2758號決議徹底解決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但西方國家現在的對外交往工作正試圖繞過主權國家概念，改以所謂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幌子來決定“跟誰打交道”。在台灣問題上他們也是採用這種模式，想方設法拉高與台灣的互動層級，卻又聲稱不違背一個中國政策。立陶宛方面雖稱“代表處”不具外交地位，但法律定位上已明顯在國際製造“一中一台”，解構、突破一個中國原則。中方決定將中立外交關係降級，不僅出於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立場，防止立陶宛行為對其他少數國家構成示範效應，更是在捍衛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准則，反對少數國家鼓吹的“以規則為導向的國際秩序”。 降級後對立陶宛影響：經貿領域首當其衝 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將產生何種影響？王義桅認為，從降級後立陶宛迅速向美國及歐盟“找補”的動作來看，中方的制裁和反制已經起到效果了，立陶宛已真切感受到中立雙邊關係受到巨大損害。沒有特命全權大使，意味著雙方的交流機制、合作業務基本停擺，首當其衝的會是經貿投資等領域。在全球事務參與及其他多邊場合，涉及立陶宛自身利益的議題上，由於雙方互信下降，立陶宛也將很難得到中國支持。中國與荷蘭的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後，經過將近三年才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如今立陶宛犧牲本國長遠利益，只為換取短期內政治上的蠅頭小利，就算其現在反應過來想要馬上糾錯也已經“來不及了”。這種“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投機行為，應當要停止了。（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