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談論陶淵明，每每簡單地將其視為隱士。其實，陶淵明的底色，並不是一位隱者。從他少年時代的“猛誌逸四海”(《雜詩》其五)，到中年的“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雜詩》其二)，再到晚年的“猛誌固常在”(《讀山海經》其十)，“大濟於蒼生”的濟世熱情，貫穿陶淵明的一生。

　　每位青年都有自己的理想和奮鬥目標，並希望在社會舞台上展現自己的才能，得到社會的認可。青年時代的陶淵明也是這樣。詩人“總角聞道”(《榮木》)，少年“遊好在六經”，植根於儒家學術思想土壤，崇拜孔子的“士誌於道”(《論語·裏仁》)。他在《雜詩》中說：“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抒發了他輔佐明君、立業興邦的政治渴望和救世濟民的用世思想。其壯誌淩雲，不失俠客豪氣。“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擬古九首》)渴望建功立業，英雄情懷躍然筆墨之間。

　　二十九歲這年，陶淵明入仕為官，出任江州祭酒。他懷抱著“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的美好願景，秉持著“大濟於蒼生”的理想，開始實現其濟世的猛誌。然而，官場不同於田園，初涉官場的體驗給他的美好理想潑了一身涼水，於時急轉身退。《宋書》等記載的原因是“不堪吏職”，只得“少日自解歸”，他受不了官場的種種束縛和折磨。而其中緣故，陶淵明也曾略有提及。其《飲酒》其十九：“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己。是時向立年，誌意多所恥。”委婉含蓄地透露當時自己的心跡。

　　初仕的碰壁，讓詩人不禁猶豫起來。但他的政治熱情和理想並沒有消退，而且對未來充滿希望，等待“良主”的出現，一晃六年過去了。正躊躇立功的他，再次入仕當時的顯赫人物——桓玄的軍幕。很明顯，詩人將這次入仕作為見識社會、體察仕途的好機會。在此期間，東晉政局發生了很大變化。桓玄與司馬元顯兩大權臣之間妳死我活的廝殺，全然不顧國家大局，陶淵明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入仕的願望再次落空了。統治集團上層人物所關心的不是救民於水火，勵精圖治，而是個人的私利。陶淵明借詩言誌：“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雖然自己很想成就一番功業，但既然不能像寧戚那樣幹祿求官，那就再回歸田園吧。正當猶豫之際，他母親去世了，就借此名義回到故鄉。

　　再仕失敗，陶淵明確實對官場有點冷漠和厭倦了。《和郭主簿二首》：“息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余滋，舊谷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詩中流露出閑適生活的自得與愜意。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陶淵明濟世的熱情不減。其詩雲：“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貌難逮，轉欲誌長勤。”在看到自己收獲勞動成果的同時，不禁對世道表示憂慮。所以，當守喪期滿，年近不惑之時，他積極用世的激情再次猛烈迸發出來，《停雲》《時運》《榮木》等系列詩歌，充分抒發了他這時期飽滿的政治熱情。在《榮木》詩中，他以榮木喻人生短促，認為“晨耀其華，夕已喪之”，“先師遺訓，余豈雲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裏雖遙，敦敢不至”。時不待人，功業未就，經權衡比較，於是選中了當時以整頓朝綱面貌而活躍在政治舞台中央的劉裕。劉裕此時被擁為都督八州軍事的鎮軍將軍，陶淵明便出仕做了鎮軍將軍參軍。

　　陶淵明先後出仕桓玄、劉裕，都是抱著很大的政治期望的。正如袁行霈先生所說：“(陶淵明)選擇了東晉政府最動蕩的時候，又選擇了最足影響東晉政局的兩個軍府，這說明他還是關註於政治，並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但是劉裕和桓玄完全是一丘之貉，陰懷篡逆。嚴酷的政治現實使陶淵明認清了劉裕的偽善面目，其正當熾熱的政治熱情，猶如熊熊烈火被潑了幾瓢涼水，他只得在濁流中勇退。原本希冀政治上能夠有所作為，但他在這汙濁的官道中，開始對年輕時的抱負頗有些懷疑，感到內心矛盾極了。世道雖與他相違，但真要隱居不出，實也有悖於自己最初的理想與壯誌。他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再次等待命運的安排。

　　因此陶淵明旋即出仕為建威將軍劉敬宣的參軍。劉敬宣為東晉名將劉牢之子，以破桓歆功，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其地位可與劉裕相抗衡。可就是這位功勛赫赫的將軍，卻遭人無端排擠，不得不借安帝復位之際“自表解職”，不得善終。這一事件對陶淵明觸動很大，推人及己，他由劉敬宣想到自己的遭遇，體會到若想建功立業，欲“大濟於蒼生”，是何其艱難！身居高位、功勛赫赫的劉敬宣，尚且落得如此結局，更何況一名小小的參軍呢？陶淵明想到自己雖然先後四次出仕，政治理想卻依然無法施展。他認識到正直的人不僅受謗，而且隨時有墜入“密網”而喪失性命的可能，感到世道與己頗不相容，昔日的淩雲壯誌很難實現了。隨著劉敬宣的解職，陶淵明也回到了故鄉。這一次入仕本是帶著最大希望的，是他一生中五次入仕的最高峰，也是他仕與隱的分水嶺。從這以後，他入仕的政治熱情明顯弱化了，再也沒有猛烈迸發過。

　　最後一次出任彭澤令，並非出自本心，而是為公田種秫而“足以為酒”去的。《歸去來兮辭》說：“彭澤去家百裏，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剛上任不久，從“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思想又有了波折。“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再加上督郵的到來，使他積於胸中多年來政治抱負未遂的憤怒與痛苦，徹底爆發而出，“我豈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兒”。這既是給官場的訣別書，也是對五次入仕理想的總結。以前抱定“大濟於蒼生”的政治理想，他認為“邦有道”而出仕；現在欲作賢臣而無路、欲有為而不能的情況下，他只能退而“獨善其身”，“守拙歸園田”。

　　雖然歸隱田園，但還在眼觀政治，也害怕卷入政治漩渦。歸田園初期，陶淵明在“放歡一遇，既醉還休”(《酬丁柴桑》)，在“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移居》)，歡愉園田之樂。但五十歲(五十而知天命)的到來，壯誌未酬，他不得不感嘆：“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雜詩》)。這種憂思隨著他年齡的增長，疾患的病重，而不斷加劇。尤其與當時政局聯系起來，這種情感更為鮮明。嚴酷的政治形勢使他對抱負的施展不再抱任何幻想，堅隱不仕。

　　在陶淵明五十六歲時，晉、宋易代，詩人心情又發生了很大改變，內心充滿了憤懣，他把這股憤懣之情化成了《詠荊軻》《讀山海經》等充滿豪情鬥誌的詩篇。朱熹說：“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朱子語類》)但陶淵明深知自己無力扭轉局面，他的理想和抱負完完全全破滅了。為了躲避現實，他在耕種、讀書中尋求慰藉。“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其一)

　　幾十年的坎坷經歷，對人生不斷的思索，生活的實踐，特別是長期與勞動人民躬耕一處，激發了他那敏銳的思維力，促使他的思想得到升華。在他的思想裏產生了一個超脫於“小國寡民”又不同於“大同”社會的“桃源”世界。可以說，這是他一生思想的精華與頂峰，是他不斷對人生、對社會思索和實踐的結晶。也正因為他已不為世俗所累，因而他對自己的一生遭遇，甚至生死安危，都能泰然處之了。在“死去何足道，托體同山阿”(《挽歌詩》)與“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自祭文》)的豁達爽朗與自歌自吟中，他將自己的一生推向了巔峰。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陶淵明二十九歲出仕，四十一歲歸隱，其一生重要的經歷，大體都是參照孔子的人生設定來踐行的，體現了他作為一介儒生堅定的人生奮鬥目標：“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感士不遇賦》)這是陶淵明的底色。

　　(作者：鐘書林，系武漢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