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圓明園淡泊寧靜皇家稻田的考古發現引起了世人關註。通過現代考古方法，可以研究歷史遺跡，探尋古人生活。眾所周知，中國現代考古學是從西方傳入的，但在擁有眾多古跡的北京，古人也曾有過一些類似現代考古技術、方法、手段、理念的活動。翻檢讀之，甚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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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進士題名碑。

　　傳拓技法與登高俯視

　　考古中常用到傳拓技法，用於拓石刻文物文字、銅器紋飾等，這一方法至少已有千年歷史。張建章曾任晚唐時期的盧龍節度使，並出使渤海國。他的墓誌曾在首都博物館展出。宋人孫光憲著《北夢瑣言》十三題有“張建章泛海遇仙”，記載了他的一則趣事。一次，唐太宗貞觀十八年(644年)親征高麗的紀事碑被發現，不過一半沈在了水中。張建章看到後，用布帛包上麥屑做成拓包，把浮出水面部分的文字拓了下來，水中的則用手摸而讀之，不欠一字。水上水下全覆蓋，兩部分文字完美結合，碑石全文暢通可讀，順理成章。這是當時幽州人都知道的事。

　　唐代詩人陳子昂在697年隨軍北征契丹到了北京地區，登上了當時的薊丘，發現薊城的城池已荒廢，於是作了文學史上有名的《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七首》。“丁酉歲，吾北征。出自薊門，歷觀燕之舊都，其城池霸異，跡已蕪沒矣。乃慨然仰嘆。憶昔樂生、鄒子，群賢之遊盛矣。因登薊丘，作七詩以誌之。寄終南盧居士。亦有軒轅之遺跡也。”登高而俯視，以覽全景，尋找和確認古代遺跡的位置和形狀。這種方法和現在的航空考古有些類似，都是從高處向地面俯視，針對大範圍地區的遺跡，進行宏觀考察。只是陳子昂只能登薊丘，而今人可以憑借航空器。

上世紀50年代的潞城城墻遺存。

　　“燕靈王舊”的命運

　　《金史·蔡珪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初，兩燕王墓舊在中都東城外，海陵廣京城圍，墓在東城內。前嘗有盜發其墓，大定九年詔改葬於城外。俗傳六國時燕王及太子丹之葬，及啟壙，其東墓之柩題其和曰‘燕靈王舊’。‘舊’，古‘柩’字，通用。乃西漢高祖子劉建葬也。其西墓，蓋燕康王劉嘉之葬也。珪作《兩燕王墓辯》，據葬制名物款刻甚詳。”

　　意思是說，金代海陵王天德年間(約1150年前後)，決定遷都燕京，把這兒定為金國的中都，於是在遼國南京城的基礎上開始擴建都城。很不巧，相傳是燕王和太子丹的墓正好在遼國南京城東邊的城外，被劃到了拆遷範圍之內。海陵王雖然殘暴且不講道理，但是文物保護意識還是很強的，他下了道命令：不要動這兩座墓。於是，這兩座古墓得以保存到了金國中都的都城裏，作為金國文物保護示範單位，供人參觀和瞻仰。又過了近二十年，到了大定九年(1169年)的時候，時任皇帝金世宗就沒那麽強的文保意識了，他看著自己城裏的兩座古墓，越看越不順眼，想要遷到城外去。一聽說要挖燕太子丹的墓，喜歡看熱鬧的官員和老百姓都來參觀發掘現場。很快，所謂燕太子丹的墓就被挖開，靈柩上寫著“燕靈王舊”。於是，辯博號稱天下第一的蔡珪出來解釋：“這個燕靈王，不是戰國時期燕國的國王，是西漢高祖劉邦的兒子劉建。這個墓不是戰國時期的，而是西漢的。”西邊的古墓也被挖開，是西漢的另一位燕王燕康王劉嘉的墓。為了給這件事蓋棺定論，蔡珪專門寫了一篇《兩燕王墓辯》，算是考古報告的結語。

　　這個故事在《夷堅誌》支甲卷一《燕王遷都》中被演繹得更為神乎其神：金代擴城時遇到相傳是燕王的兩座古墓。工人將其搬遷，幹了沒兩天，老百姓大半夜聽見有人喊“燕王遷都”，便都出來看熱鬧，只見兩座墓間有鑾輅儀衛，燭如白晝，香風十裏。第二夜，又是如此。於是市民向朝廷請願，朝廷只得為避開燕王陵而改變施工位置。

頤和園裏的耶律楚材祠。

　　拆舊建新故事多

　　古人有時會用前人的墓磚修建自己的墓穴。原因很簡單——就地取材，這是古代普通百姓節約成本的重要方式。這種情形在考古中常會見到。例如通州潞城的幾座唐代墓葬，所用的磚都是漢磚。大興的元代墓葬，用了很多北朝、唐代、金代的磚。房山的明清墓葬中，大量使用了遼代墓磚。

　　《金史·劉頍傳》記載，金章宗修南苑時，發現有一塊石碑上寫著：貞元十年(794年)，禦史大夫劉怦墓。這意味著唐代幽州節度使劉怦的墓地被圈在了墻內。於是金章宗給劉頍三百貫錢，讓劉頍把劉怦的墓遷到城外。金章宗的文物保護意識更勝一籌，沒有為配合建設而單純考古，而是采取遷移的方式保護了唐代墓葬。

　　明軍攻破元大都後，以消除前朝“王氣”為由，將元宮城全部拆除。所幸的是，當時有位名叫蕭旬的人，在明初任工部郎中，奉命參與拆除元宮城。蕭旬懂得建築藝術，面對這座即將被拆除的一代宮闕，未免感到有些惋惜，於是決心在拆毀之前盡可能加以記錄。“凡門闕樓台殿宇之美麗深邃，闌檻瑣窗屏障金碧之流輝，園苑奇花異卉峰石之羅列，高下曲折，以至廣寒秘密之所，莫不詳具該載，一何盛哉！”他把這些記錄成書，形成一部田野調查報告，即流傳至今的《故宮遺錄》，此書是研究元大都宮城的最重要資料之一。

張建章墓誌。

　　偶然發現和實地調查

　　琉璃廠位於和平門外，跟南新華街交叉，東西長約1公裏。元、明於此設琉璃窯廠，以專制宮殿、廟宇琉璃瓦件而聞名。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工部營繕司窯工在琉璃窯廠取土，發現一塊遼保寧十年(978年)禦史大夫李內貞墓誌。誌文記載，墓主人“保寧十年六月一日薨於盧龍坊私地，享年八十。其年八月八日，葬於京東燕下鄉海王村”。這段史料出自奉寬《燕京故城考》一文，刊載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六月出版的《燕京學報》第五期。根據這方墓誌，可以得知琉璃廠在遼代叫作“海王村”。所謂“京東”，是以遼南京城為中心說的，遼南京位於今天廣安門蓮花池一帶，海王村在它的東城墻以外。所以也就有了“先有海王村，後有琉璃廠”的說法。

　　明代沈德符撰《萬歷野獲編》載，明萬歷年間，蒙元的開國功臣耶律楚材的墓曾被人無意間發現，“近日一友人治別業於京師外西山，忽發一冢，開梓得大頭顱，加常人幾倍，不知何人葬地……未幾掘得碣石，則楚材墓也。雖稍為葺治，聞墳中他物散去多矣。”這段文字中，考古者有了“體質人類學”“石質文物”等方面的記錄。直到乾隆皇帝修建清漪園(今頤和園)，在甕山之陽地挖地基時，二次考古發現了埋在此處的耶律楚材的棺木等物，才決定原址保護，新修祠堂，恢復墓地。

　　明萬歷六年(1578年)宛平知縣李蔭得知良鄉縣修學舍時在瓦礫中發現唐代著名書法家、北海太守李邕所書“雲麾將軍”殘石六礎，就將其運至京師，並把它砌在墻上，以便觀賞。他不僅考古了，還做到了保護和展示。

　　清康熙年間，國子監祭酒(相當於校長)吳苑在崇聖祠發掘出土了三塊不知何故埋於地下的元代進士題名碑，這成為孔廟僅有的三座元代碑。

　　清光緒《通州誌·冢墓》載，金代在通州西倉北門有一座“王子墳”，明萬歷二年(1574年)，此處忽然地面塌陷，役夫在地陷處以鍁下掘，見有石塊砌室如窯狀，四面皆粉飾墨畫人物，室中有一神座，座前設一方台，台上列置香爐。倉役下去探找寶物，西倉監督聞之，命倉役挖土掩住陷處，且堆積成土坨。尋寶的倉役成為了明代的考古者，他們發掘的是金代的壁畫墓。

　　《日下舊聞考》載：康熙二十年(1681年)，西安門出土一方唐代的卞氏墓誌，誌記卞氏貞元十五年(799年)葬在幽都東北五裏禮賢鄉之平原。

　　清代學者劉錫信喜歡實地調查，長於考據之學，可以算的上是清代的“考古學家”。他的《潞城考古錄》中有《潞縣故城考》：“通州潞河東八裏有古城，周圍四裏許，遺址高約五尺，東、西、北三面俱存，惟南面的官道已成陸地，西北隅廢堞獨高丈余，疑當日角樓敵台之類。”這是對漢代潞縣故城最早的考古調查。

　　還有一次，他的朋友散步時發現了農夫用來堵塞稻田水渠的一方石塊。石上長了不少苔蘚，便擦去苔蘚，石面上現出文字，知是墓誌。訪問農夫，說是耕地時從地下掘出的。劉錫信得知後將其買下，根據墓誌誌文中的“葬於縣之南三裏”，推斷出唐代潞縣城的位置，並強調“惟石刻”“令後之考古者，因以援古證今，以佐誌乘之所不及”。

　　至於類似清代吳長元等為著《辰垣識略》等進行的實地調查，那就更多了。

　　(作者單位：北京市文物局)

　　(原標題：古人“考古”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