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向北平進發，他風趣地把進駐北平比喻為“進京趕考”。這並非毛澤東首次踏足古都，在此之前，毛澤東曾兩次來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

　　青年毛澤東的兩次北京之行，對他一生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他到北京後的第一處居所是楊昌濟故居，這也是本期尋訪的第一個紅色地標。楊昌濟故居是毛澤東的恩師、嶽父楊昌濟先生在北京工作時居住的地方。1918年楊昌濟(懷忠)被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為教授，全家從湖南遷居至此。同年8月，毛澤東和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的湖南籍青年到京，與蔡和森暫住到這座院子南房靠近大門的房間裏。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到李大釗任主任的北大圖書館任助理員。

　　本期尋訪的第二個紅色地標，是平民通訊社舊址。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湖南公民代表團，冒著嚴寒趕赴北京，住進福佑寺，在此創辦平民通訊社，並任社長。第三個紅色地標是湖南會館舊址，毛澤東第二次來京期間曾住在會館裏，並在此召開了千人參加的“湖南各界驅逐軍閥張敬堯大會”。第四個紅色地標是慈悲庵，李大釗、毛澤東、鄧中夏等革命先驅曾在這裏進行革命活動。

　　這幾處紅色地標，基本上反映了青年毛澤東兩次來北京的活動足跡。在此期間，毛澤東也深受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從而為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紅跡 5

　　楊昌濟故居

　　籌辦赴法勤工儉學

　　從舊鼓樓大街往東拐進豆腐池胡同，直行不遠，能看到一處舊寺廟，名為宏恩觀。宏恩觀再向東幾十米，有一座民國時期的小型民居建築，墻上嵌著名為“楊昌濟故居”的文物保護標誌牌，門牌號碼是豆腐池胡同15號。這座看上去並不很起眼的兩進院落，就是青年毛澤東初到北京時的落腳之處。

　　1918年，楊昌濟全家從湖南遷居至此時，這座院落的門牌號是豆腐池9號，大門上掛著“板倉楊寓”的銅制門牌。“板倉”一詞指楊昌濟的出生地，楊昌濟於清同治十年(1871年)誕生於長沙縣清泰鄉板倉衝下屋楊家(今長沙縣開慧鎮開慧村)，人們後來就把這位頗有學問的教授稱為“板倉先生”。

　　如今的楊昌濟故居，大門緊閉，墻上掛著“非開放單位謝絕參觀”的牌子。據了解，這座院子坐北朝南，南北長約30米，東西寬12米。一進院有倒座房三間、北房三間、東廂房三間，西廂房已改建。1918年時，北房三間為楊昌濟先生自己居住，東廂房三間為女兒楊開慧所住。後院有後罩房四間，為其他家屬居住。

　　毛澤東是楊昌濟一生中最看中的學生之一，他們之間的師生之誼始於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毛澤東曾回憶這段日子：“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後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教倫理學，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誌做有益於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同樣，楊昌濟在《達化齋日記》裏也留下了對毛澤東的好感，而且以曾國藩為榜樣來勉勵之：“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後來，楊昌濟離開了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到北京大學任教，他們的師生之誼不但繼續保留，而且得到升華。這源起於楊昌濟對他的學生赴法勤工儉學的支持。

　　1918年夏，毛澤東和新民學會的大部分會員從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了，他們求學求知求真理的心仍然熾熱，但黑暗現實中的前途又很渺茫。恰在這時，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勸毛澤東去北京大學深造，同時告訴他一個消息，法國政府來中國招募工人，曾經留法的吳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倡導青年利用這個機會到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收信後，無暇考慮自己去北大讀書的事情，卻將精力投入到籌辦赴法勤工儉學事宜中。

　　後來赴法留學的唐鐸在《回憶五四時期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這樣寫道：“1918年春，毛澤東和蔡和森等同誌，在湖南組織了革命團體——新民學會，經常組織會員討論中國的出路問題。恰在這時，原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書，後來到北京大學任教的楊昌濟先生，給毛澤東同誌來信，告知有人發起留法勤工儉學的消息。於是，新民學會專門討論了組織會員和湖南青年參加留法勤工儉學的問題。他們認為通過留法勤工儉學，可以直接研究西歐工人運動的經驗，特別是研究‘十月革命’的經驗，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新思潮，學習西方的文化科學技術，正是‘向外發展’的一個好機會。從此，毛澤東、蔡和森等同誌便著手積極組織，進行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

　　1918年8月15日，羅章龍、李維漢、張昆弟、羅學瓚、蕭子升、李富春等二十余名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離開長沙前往北京，與之前已到達北京的蔡和森會合。隨後，毛澤東與蔡和森把主要精力放到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工作上。他們邀請李石曾等人介紹留學情況，制定留法工作計劃，籌措出國經費，並先後在北京大學、保定育德中學、長辛店等處，舉辦留法預備班，做出國的各種必要準備。

　　為籌措出國留學經費，毛澤東可謂想盡了辦法。何長工的《留法勤工儉學的鬥爭和旅歐總支部的建立》回憶，毛澤東在楊昌濟的協助下，把控制在範源濂、熊希齡等手中的一筆前清戶部應退還湖南的糧、鹽兩稅的超額余款利息提取出來(余款最初存在俄國道勝銀行)，用做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的旅費。

　　章含之的《我與父親章士釗》也提到：“1963年初，毛澤東讀完英文之後，要我陪他在寒風中散步……他告訴我，1920年，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誌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他去上海找到父親(註：章士釗)，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說是為一批有誌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後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於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後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他。”

　　在做好相關籌備工作之後，1919年至1920年，毛澤東曾三次來到上海，為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送行。然而，毛澤東自己選擇留在國內，這是為什麽呢？1920年3月14日，毛澤東在給同學周世釗的信中說：“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而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我們應先研究中國文明，再到西方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我們如果要在現在的世界上稍為盡一些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要對這地盤內的情況加以實地的調查和研究。”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胸懷革命大誌，積極探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實踐。盡管許多同學勸他一起出國留學，並認為定會大有作為，然而他自己一直沒有登上海輪出征，而是堅持留在了國內。

　　紅跡6

　　平民通訊社舊址

　　任通訊社長寫新聞稿件

　　在中學《語文》教材裏，有篇課文名為《人民解放軍百萬大軍橫渡長江》。這篇文章的作者是毛澤東，是他於1949年4月22日為新華社撰寫的消息(這篇原文曾在香山革命紀念館展出)。毛澤東不僅是革命領袖，也是新聞大家。他在新聞宣傳方面的卓越能力，早在青年時期就體現出來了。

　　西城區北長街20號有座皇家寺廟，名為福佑寺。如今，寺門緊閉，通過寺院紅墻仍能看到寺內一座高大的牌坊，雕龍畫柱，配有琉璃瓦綠剪邊頂，牌樓上書“澤流九有”四字。福佑寺曾是清順治帝三子玄燁幼年的避痘地，雍正元年擬分給寶親王弘歷作為私第，弘歷未遷入，弘歷登基後改為喇嘛廟，名福佑寺。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時，就在福佑寺內暫住過一段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