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福佑寺

　　那是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率驅逐軍閥張敬堯的湖南代表團，冒著嚴寒趕赴北京，住進福佑寺。為公開揭露軍閥張敬堯的惡行，爭取全國輿論支持，他決定在此創辦平民通訊社，並任社長。寺廟後配殿既是他們的辦公處，也是他們的臥室，木板架起的通鋪就是床，一張長條香案就是辦公桌。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平民通訊社自1919年12月22日起，每日印發驅張新聞、稿件150余份，並向全國各大報社發稿。

　　在當時來說，該通訊社每日主要是向京、津、滬、漢等地報館發新聞稿，報道驅張緣由、驅張情況等。當時北京《益世報》、《京津泰晤士報》，上海《申報》，武漢《大陸報》等幾十家報刊均刊用它的新聞，並發表社論時評予以支持，迅速形成強有力的倒張輿論。

　　在這座古廟裏，毛澤東不僅處理平民通訊社所有的文稿，還撰寫了許多磅礴有力的文件。他經過深入細致調查而寫成的《〈湘人力爭礦廠抵押〉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財農商三部文》稿件，於1919年12月27日由平民通訊社印發，揭露了張敬堯的罪惡行徑。文章言簡意賅，極具戰鬥力，第二天北京《晨報》全文轉載。

　　在此之前，毛澤東就有從事報刊編輯的經歷，並且形成了一絲不茍的工作精神。1919年7月，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創刊號出版，毛澤東任主編，連續撰寫並發表《民眾的大聯合》長文。由於對軍閥張敬堯的揭露，《湘江評論》被查封。之後毛澤東又接手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會的周刊——《新湖南》的主編工作。不久，毛澤東被聘為《大公報》館外撰述員，針砭時弊，影響較大。

　　在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繼續從事他擅長的新聞宣傳工作。1925年9月，毛澤東來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10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12月5日，《政治周報》在廣州創刊，毛澤東任主編，他負責出版了前四期。

　　毛澤東的這些經歷，對於其以後指導黨的新聞宣傳和思想理論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紅跡 7

　　湖南會館舊址 主持“驅張運動”

　　“驅張運動”是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的主要目的。1918年3月，軍閥張敬堯就任湖南督軍和省長，他實行殘暴統治，縱兵劫搶，強種鴉片，鉗制輿論。五四運動爆發後，張敬堯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強迫解散湖南省學生聯合會，查禁《湘江評論》。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毛澤東等籌備恢復學聯，並於1919年12月發表《驅張宣言》，長沙各學校舉行總罷課，並決定立即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上海等地進行廣泛宣傳。

　　毛澤東率驅張代表團來到北京後，先在福佑寺暫住，後於1920年初到位於今西城區爛縵胡同101號、103號的湖南會館居住。此湖南會館始建於光緒十三年(1887年)，初為來京應試的湖南籍舉子、京官等人的住處，民國時期成為湖南籍來京的革命誌士活動的場所。據《北京湖南會館》載：“館共三十六間，內設戲台一座、文昌閣樓一座、東廳署、望衡堂、西廳及中庭均橫敞，為平時集合之所。”如今，會館的主體建築戲樓、文昌閣已拆除，其余建築保護完好。

　　1919年12月28日，毛澤東籌備在湖南會館召開湖南各界驅張大會。毛澤東主持會議並發表講演，他歷數張敬堯的罪惡和湖南人民的痛苦，號召與張敬堯鬥爭到底。會上，10位國會議員當場簽名，並推舉熊希齡、範靜生、郭同伯3位議員呈見總統、總理，表達驅張決心。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積極聯絡在京的湖南學生和知名人士匯入驅張洪流，開展一系列的驅張鬥爭。代表團在京期間，先後進行7次請願活動，向北洋政府提出撤懲張敬堯的要求。

　　1920年1月28日上午，毛澤東帶領請願團全體成員到北洋政府總統府門前請願。毛澤東等6位代表相繼發言，痛斥張敬堯禍湘罪惡，聲明非見靳雲鵬總理不可。秘書搖了一通電話，四處“尋找”，可就是找不到靳雲鵬。兩個小時後，大家群情激憤，直奔棉花胡同的靳宅。靳雲鵬果然在家，因無法回避，便派副官於化龍接待。代表們將張敬堯禍湘罪狀交予於化龍。於化龍進入內室，與靳雲鵬商議片刻後回復說：“明日召開國務會議，將湖南問題提出討論，這是靳總理負責任的話。”饑寒交迫的請願者只好拖著疲憊的身軀，離開棉花胡同。

　　2月5日，代表們如約來到靳宅，卻見軍警如蟻，大門緊閉，宅院無人，向國務院請願的門就這樣被堵塞了。代表團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內，又先後幾次請願，最終也沒有結果。見代表們情緒低落，毛澤東激勵大家決不能放棄，雖然未能撼動張敬堯，但已讓他聲名狼藉，只要再加一把力，一定能將他趕出湖南。在各界人士的鼎力抗爭和全國壓力之下，張敬堯於1920年6月11日倉惶逃離長沙。

　　在驅張運動過程中，毛澤東的名字頻繁出現在驅張通電和新聞裏，其社會活動能力越來越引人註目，這就為他日後參加革命運動奠定了基礎。

　　紅跡 8

　　慈悲庵 探討中國革命道路

　　慈悲庵坐落於如今陶然亭公園中央島西南端的高台上，三面臨湖，東與中央島攬翠亭對景，北與窯台隔湖相望，西與雲繪樓、清音閣一橋之隔。

毛澤東(左四)在陶然亭慈悲庵的合影

　　慈悲庵是創建於元代的古剎，距今已有700余年歷史。慈悲庵於康熙二年(1663年)重修，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工部郎中江藻“構小軒於庵之西偏”(《陶然吟並序》)，後人稱為“陶然亭”。光緒初年，陶然亭無存，慈悲庵僅余大殿三間，光緒二十年(1894年)重修，形成現在的規模。

　　如今慈悲庵內主要建築有山門、觀音殿、準提殿、文昌閣、陶然亭等。慈悲庵建築群內還建有李大釗同誌紀念室、“五團體會議”紀念室等，正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仁人誌士們為了革命理想而積極奔走的輝煌歷程。

　　為了迎接建黨百年，慈悲庵整體建築群正在重新裝修。在東側，隔著圍擋，遠遠能看見慈悲庵山門上方的石匾，上書：“古剎慈悲禪林”；西側，站在與清音閣相連的雲庵橋上，古色古香的陶然亭赫然矗立眼前。在重新布置之後，慈悲庵也將以更新的面目展現那段風起雲湧的歲月。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與湖南輔仁學社在京成員，集會商討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的鬥爭，探求救國道路，會後在慈悲庵山門外大槐樹前合影留念。據了解，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山門外大槐樹枯萎而死，為保留這一重要歷史舊跡，公園移植了一棵與原古槐形狀近似的老槐於此。如今，數十年來，慈悲庵山門外的古槐仍煥發著勃勃生機。

　　1920年8月16日，天津“覺悟社”、北京“少年中國學會”等進步團體，在慈悲庵討論“五四”以後革命鬥爭的方向以及各團體聯合鬥爭的問題。早在1918年時，在王光祈、李大釗的介紹下，毛澤東便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盡管召開此次會議時，毛澤東已離開北京，但通過多方渠道，他仍然能吸收到新的營養。

　　毛澤東第二次來京之後，與李大釗、鄧中夏等人建立了更為密切的聯系，毛澤東還特地去拜訪了李大釗，向他匯報了湖南青年運動的情況。李大釗為進一步引導毛澤東走上馬克思主義道路，特意向他推薦了一批有關共產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的中文書籍，其中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節譯本和柯卡普寫的《社會主義史》等。

　　受李大釗的影響，毛澤東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他留心搜尋和閱讀當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那時，和毛澤東交往密切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在“亢慕義齋”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黨宣言》。毛澤東於1920年2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很懵懂，很不成材，也狠(很)少研究。這一次出遊，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很有研究的價值。”李大釗推薦的這些書，對毛澤東世界觀的轉變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促使他樹立起了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1920年5月5日，毛澤東抵達申城。這次他在上海逗留兩個月，其間除了想方設法為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籌集旅費外，還多次前往陳獨秀寓所(今南昌路100弄2號，即《新青年》編輯部)拜會請教，陳獨秀同毛澤東談了很多馬克思主義的內容，並以一個共產主義者熾熱的革命情懷感染了毛澤東。

　　十多年後，他同國際友人斯諾談話時還提到了此次談話對他一生的深刻影響：“陳氏的堅決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腦海裏，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到1920年夏，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黨建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

　　(原標題：青年毛澤東探索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