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中國古代法律的特點，禮法結合可算是最突出的一點。可能大家對於古代的各種刑罰印象深刻，淩遲、車裂、烹殺、誅族之類的酷刑總讓人感覺殘酷異常。隨著清朝各種案件被影視劇搬上銀幕，觀眾對於清朝、對於古代中國的司法有著不好的印象。在封建集權社會中，從夏商周到明清，中國的司法制度已隨時代在進步。清朝的歷代皇帝都很重視刑法，由禮教延伸出“慎重刑章”的思想是當時清朝刑罰使用的基本方針。可以說清朝在司法方面是歷朝歷代之最，其完善程度已經是封建專制王朝的頂峰了，辦理案件比之前王朝還是相對公平的。

　　清朝並沒有明確審級和制定終審制度，老百姓要是覺得不公，可以繞開當地往上反映，甚至可以向皇帝告禦狀。案子的最終審判權並不一定局限在某一個人的身上，可以更自由地避免因為權力導致的冤假錯案。但是，為什麽在這種看似自由、公平的制度下卻誕生了這麽多的冤案。我們在北大歷史系博士、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鄭小悠的《清代的案與刑》一書中，通過案例分析梳理整個案件的演變流程，會發現清朝刑法制度的致命弱點。

　　這本書並不是一本有關法律或者歷史的學術著作，算是一本通俗的以法律看歷史的普及讀物。書中內容分為上下兩個部分。上編《舊案重審》，以雍正至光緒年間的多樁大案為線，還原案件過程，理性從中審視一樁普通的案件是如何變成了引起皇帝關註的要案。下編《刑期無刑》，則剖析清朝法制體系，展現了清朝法制體系的審案流程、機構設置、人事機制以及明暗規則。尤其是在清朝本來寬松可以越級上告的制度中，如何因為各級官府的拉鋸，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皇帝與官僚群體間的矛盾，而讓一個普通的民事案件變成了牽連數人的政治案件。

　　案件中的人事鬥爭

　　在現代社會體系中，地方官員並不具體負責司法方面的事物，有專業的司法機關辦理，這便讓司法與政治進行了一層隔離，兩方互不影響。但在中國古代，一方官員不僅要管理軍、政、民三方面的事物，同時也負責偵查、破案、審判等司法方面的工作。案件偵破的效率，審判的公正與否，在當地引起的輿情，都包含進對官員政績的考核中，很大程度影響到了官員的仕途。司法的主導權不在法律而在政治，官場的人際關系，官員的利益得失，幕前幕後的政治勢力，還有中國人最註重的面子問題，一下就讓一起普通的案件變得復雜起來。書中寫的第一案就為我們揭示了清朝官場的復雜人事關系。

　　雍正末年，湖北麻城男子塗如松的妻子楊氏忽然失蹤。楊家在當地頗有勢力，知道夫妻倆經常鬧矛盾，便懷疑塗如松殺害了楊氏，告發了他。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楊家人買通他人做偽證，要把案子坐實。在古代中國的刑事案件操作中，素來重視口供而輕物證，我們經常能聽到屈打成招的被告，因為只要一認罪，即使物證不全，這案子就算結了。

　　在麻城的案件中，知縣嚴刑拷打塗如松，讓他招供。但在新知縣湯應求上任後，則重審此案，認為證據不足，否定塗如松殺妻，並將其釋放。後來，在當地河灘發現一具男屍，楊家人非把他認作楊氏，全家大鬧縣衙，再次上告。事情捅到了省裏，省裏便派當時在湖北官場勢頭正旺的廣濟縣知縣高人傑來會審此案。高人傑除了是名特派員外，還有另一個身份，就是當時湖廣總督邁柱重點培養的人才。高人傑到來後把白的說成黑的，一口斷定這是殺妻案，嚴刑拷打做偽證逼塗如松認罪，並且把前任知縣湯應求也牽連進來，塗如松此時只想求速死，這案子就當完結了，能趕緊向上級呈報等待判決。這件案子嫌疑人塗如松被用刑至雙膝見白骨，刑審過程中有八名證人被打死，二十一名有往來的鄰裏被連累，六座墳墓被挖，為此傾家蕩產的人更達百人之多。一個小小的縣城被一件案子整得昏天黑地。在湖廣總督邁柱的支持下，處決文書終於下來，這個冤案似乎就要被坐實了。但此時楊氏的意外現身，讓此事瞬間升級。

　　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整個案件走到這一步，案件的公正與否已經隱藏在湖北的官場鬥爭中了。當時新上任的湖北巡撫吳應棻與邁柱素來不和，就想借此案鬥倒邁柱。“殺人兇手”將要被處斬，而“受害者”卻依然在世，這顯然說不過去。而時局也已變化，此時雍正皇帝已死，新登基的乾隆皇帝一改父親奉行的“刑政尚嚴”的宗旨，而改為“尚寬”。因此吳應棻在上奏後，得到了乾隆的支持，重審此案。

　　此案的走勢現在無論是黑是白都涉及一眾官員的仕途，湖北官場的派系之間劍拔弩張，光靠湖北內部已經無法平復此案帶來的影響。而現在被攻擊的焦點人物邁柱，他的女婿鄂爾泰還是雍正指定的輔政大臣。這一層又一層關系的包裹，就連乾隆皇帝也沒辦法，明知錯在邁柱，但只能各打五十大板，將兩人一起調離。又恰逢新皇帝登基大赦天下，因此擔了主要責任的小官，有功的也不升遷，有過的也沒有太大的苛責。案件雖然還了塗如松清白，但造成的影響卻讓所有涉及案件的人員，都因此而改變了人生。此案後在清朝大文人袁枚的筆下，成為兩本知名的暢銷書，也因此在當時和後世流傳甚廣。

　　地方案成禦案

　　第一案如果說成是人為也無可厚非，畢竟制度上的缺陷隱藏在背後。而有些案子則是比較明顯，是從清朝司法制度上的顯性缺點所延伸出來的。清朝的地方司法系統，一直存在著一個人盡皆知、影響惡劣卻又讓各級官員無法解決的現象——諱盜誣良。嘉慶、道光年間著名幕臣包世臣曾作《書三案始末》，記載了嘉慶年間的三件大案，其中就有“泰安徐文誥案”，這就是一起典型的諱盜誣良案。在《清代的案與刑》中，作者對這件案子進行了深度解析。

　　嘉慶二十一年六月三十日，泰山腳下的泰安縣巨富徐文誥家中闖入了一夥盜寇，徐文誥和弟弟徐文顯率家丁持火槍反擊。盜賊被擊退後，發現家中養的武士柏永柱被盜賊殺害了。徐文誥去縣裏報案，知縣汪汝弼親自勘查現場後，僅憑不齊全的證據和猜想便判斷是徐文誥殺死了柏永柱。而後知縣誘導徐文誥，“把罪認了交點錢，咱們兩者都好”。徐文誥出身富貴之家，一下就明白了這個官場潛規則，知縣準備“諱盜誣良”，於是出於自保，托人給知縣送禮以求自己太平。而這反倒給了知縣汪汝弼口實，說他做賊心虛要抓他。

　　徐文誥在逃跑期間上到省裏鳴冤。時任山東按察使的程國仁是汪汝弼的同鄉，又曾同在翰林院任職，有心偏袒汪汝弼。聽了汪汝弼的一面之詞後，程國仁將案子交給濟南知府嚴審，濟南知府了解上級的心思，於是嚴刑拷打逼徐文誥畫押認罪。徐文誥的案子定罪後上報刑部。刑部僅憑上奏文書就看出其中疑點重重，駁回要求地方重審。而地方則變本加厲，將“毆殺”長工變為“故殺”長工，原來的徒刑也改成了死刑。徐文誥弟弟徐文顯見哥哥得救無望便赴京，到督察院上告。嘉慶皇帝接狀大為惱怒，復用之前被革職的直隸總督溫承惠為山東按察使，審理此案。

　　作者在當時的資料中找到了對於當時官場風氣分析的證據，比如在清朝名臣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中，紀曉嵐借陰曹書吏之口，講述了當時官場斷案的“四救四不救”即：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舊不救新。其中“救官不救民”說的是，像民告官的案子，百姓贏了，那案件的審理官和被告的官員，上下一牽扯可能一大批人就要下台遭殃；而百姓輸了，那不過是百姓一人或徒刑或充軍，不會牽連別人。這種官場潛規則在當時盛行，因此我們看清朝民告官的案例，大多沒有好結果。要知道紀曉嵐所生活的時代，還是相對比較太平的康乾盛世，在他的眼裏清朝的司法審判就已經這般無可奈何了。

　　在徐文誥一案中，新任山東按察使溫承惠到了濟南，立馬從盜賊身上找到了突破口，按照清朝法律，強盜案獲盜過半、證據確鑿，就可以結案。因此，溫承惠怕局勢有變，悄悄地派人遠赴吉林將案件主犯緝拿歸案。此時案件已然明朗，基本上可以結案還徐文誥清白。但此時程國仁是山東巡撫，他作為前任山東按察使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的勢力便騷動起來。很快，溫承惠被山東官場排擠、陷害被調離了山東。案件又拐了回來，徐文誥見勢不好竟越獄上京告狀。程國仁派人攔截均無果，最終，嘉慶皇帝得知後，再派人專辦此案，徐文誥才能得以沈冤昭雪，一批官員因此被處理。

　　“諱盜誣良”的幕後黑手

　　跟著作者回頭看此案，最初就是一個強盜案，為什麽要誣陷好人呢，也不是為了受賄。而且據作者介紹，按照《大清律例》和《吏部處分則例》，地方官“諱盜誣良”一旦被發現是要反坐的，也就是誣告別人什麽罪自己就會被判什麽罪。相比較現代法律的處罰手段而言，可謂非常嚴厲了。那為什麽這些地方官員還願意冒這麽大的風險去諱盜誣良呢？

　　根源還是在於清朝官員考績制度。根據律例，如果地方發生強盜案，地方大小文武官員又沒能在一定期限內將盜賊抓獲，就有“疏防”之罪，要被給予處分。處分的輕重根據盜情的嚴重程度，以及官員對此事責任大小、盜賊被抓獲的時間長短而定。可以說清朝對於強盜、流寇是非常重視的，但是對於官員來說，卻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們在案例中可以知道，比如第一案“麻城案”中，斷案的五年間湖北巡撫就換了五任，就可見當時官吏流動之頻繁。像強盜案這麽棘手卻又難以抓捕的案件，各級官員都不願在自己的任上碰到。而且自道光朝以後，因為盜案頻發，對於官員的要求也更加嚴格。地方一旦有強盜案發生，無論能否抓獲，督撫直接先把該地父母官的頂戴摘去，限時緝拿盜賊，處罰也比之前更重。

　　在當時既沒有身份證，也沒有攝像頭，更沒有人臉識別，在古代的技術條件下抓捕盜寇可以說是非常難。清朝當時人口已經突破三億，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員流動頻繁，根本無從下手。即使是官府能夠抓到強盜，一旦被劫獄或是被虐待致死，亦或者是囚犯越獄，地方官員不但沒功還要從重處罰。所以，地方官遇到盜案，能不報就不報，本著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態度，平穩度過自己的任期。而遇到一些因強盜引起的大案，一些心術不正的官員，為了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就會做出誣良的舉動。誣良的案子，只要地方官有足夠的勢力，多數百姓還是難以像徐文誥似的，有財力人力和自救的信念與之周旋的，多數背上冤案，成為地方官的政績。由此可見，即使是風險如此之大，但在絕對的權力結構之下，一套過於理想主義的畸形績效考核制度，才是“諱盜誣良”的幕後黑手。

　　《清代的案與刑》一書所選的案子都是普通案件，但其曲折程度不亞於“清末四大奇案”。每件案子的背後都是復雜的，並不是貪汙腐敗四個字就能概括的。作者本想是講講清朝的司法、政治制度，但她用了個巧妙的方式，用案件、用故事為讀者講述這些奇案、大案發生的原由，同時又深度挖掘出隱藏在清朝體制中的弊病。作者向讀者揭示，清朝在司法制度上的致命弱點和清朝官場人情的復雜黏膩。一些微小的因素，一些辦案人、嫌疑人、證人的心理變化都能成為案件的幹擾因素，讓案件變得奇幻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