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文章一大抄，古代也有抄襲現象嗎中國古代的抄襲現象可能比現在還普遍。由於缺乏版權保護機制，信息交流也不順暢，抄襲行為很難被追究；再加上古人的仕途往往與作文能力密切相關，在低風險和高收益的刺激下，抄襲現象自然在文壇上泛濫成災。不要說一般的格式借鑒、意境模仿，甚至一字不落地“復制黏貼”都大有人在。 以唐代為例，那時詩文創作是入仕的重要標桿，科舉制又不及後世嚴格，許多有影響力的官員都能向朝廷推薦人才。應試舉子常以“行卷”(即自己平時的作品)遍訪權貴，以求仕途發展。有了利益上的強勁驅動，誕生出行為上的無恥之徒也就不足為奇。 如元和年間的進士李播，在蘄州做郎中時，有李生攜行卷謁見。李播看過行卷後，發現是自己未及第時的作品《唐詩紀事》。又如大中年間，盧均做郎官守衢州，有人帶著行卷前來拜謁。盧鈞翻了十余篇，竟全是他過去的文筆。在接收行卷時遇上自己的舊作，顯然是低概率事件。李播和盧鈞神奇的遭遇，側面反映出抄襲現象有多嚴重。
詩作《代悲白頭翁》與《有所思》幾乎一模一樣，兩者均收錄於《全唐詩》，不過許多史料都認為是後者的作者剽竊了前者 除了詩文抄襲外，古代的公文撰寫也多使用抄襲的形式。以至於有些公務員一旦看不見老文獻，就喪失了動筆能力。據《朝野僉載》所記，唐代有個名叫陽滔的中書舍人，某次接到起草詔書的命令，剛好管理文件庫的令史不在。這陽滔沒有舊文件做參考，根本寫不出詔書，最後只好用斧子斫開了庫房的窗戶。當時人遂譏諷他為“斫窗舍人”。 再如北宋年間，有個名叫陶谷的翰林學士，以功大為借口，找人向宋太祖舉薦自己。結果太祖笑道：“常聽說翰林起草文書時，每次都使用前人的舊檔，只更換幾個詞語而已。這麽依樣畫葫蘆辦事，有何功勞可言？”不過退一步講，朝廷本來就經常發布機械性的命令，文書內容重復倒也可以理解。 宋代之後，因經濟文化發展，私人編纂書籍漸成風尚，與之相關的抄襲乃至偷盜亦不絕於史。中晚明時，張之象編修《唐詩類苑》二百卷，其書稿刊行前為卓明卿所得。卓明卿居然將《唐詩類苑》的初唐、盛唐部分盜為己有，先行刊發。
刊有部分《唐詩類苑》內容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又如，明末清初時，談遷辛苦奮鬥二十余載撰寫《國榷》。結果有人窺探其成果，於夜間潛入談遷家中，把手稿盡數竊走。幸而談遷本人意誌堅強、學問紮實，又重修了一部《國榷》。這些明目張膽的“盜版”案件，鮮有犯人遭到法律懲處，說明古代政府對版權問題基本上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當然，也可能是由於管理技術上的落後，導致打擊盜版缺乏可行性。 尤為奇葩的一類抄襲行徑，是對兵書內容的復刻。自宋朝以來，一方面因邊事吃緊，一方面因私著流行，市面上的兵書戰冊如井噴般增長。這之中又屬明代產量最高，其抄襲現象也最為惡劣，常常連名人名著都不能免俗。 翻開明初劉基所著的《兵法心要》，即堂而皇之地大段復刻《武經總要》。晚明時期茅元儀編寫的《武備誌》，也照搬了不少《武經》的內容。但《武經總要》成書於宋代，其中許多兵器戰法，莫說明朝人不用，連宋朝人都未曾用過。兵書屬於工具類書籍，假如簡單地抄襲，就喪失了使用價值。縱觀明代兵書的作者，純粹原創的只有寥寥幾人。晚明的兵書產量極高，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卻頗少見，說明多數作者並未從實際角度鉆研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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