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幸運，李莊與我居家地很近。

　　李莊雖然在城外，近年來也有了公交車。坐39路或者45路，如果不遇堵車，一個小時多一點就能到達。在腿還能騎車時，如果平均時速25公裏的話，那60分鐘左右便可以騎達。以前公事，後來大都私事，不知多少次來過李莊。卻在我的一本專門寫本地文史的小冊子《敘州舊跡》裏，沒有李莊的影子。或許是因為太熟悉，或許是許多作家都寫過，很難有新意。我幾乎沒有以一個作家的身份，或者以一個旅遊觀光者的身份去寫李莊。須知，李莊曾鼎鼎大名：抗日戰爭時，只要在信函封面寫上“中國李莊”四個字，無論北平還是上海，無論倫敦還是紐約，這封署有“中國李莊”的信函就能準確地抵達長江邊上的這個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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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有了這麽一個契機，讓我動筆寫下這樣一則文字。

　　辛醜正月初九，我與妻坐45路公交車來到李莊。這是李莊文化抗戰博物館正式開館後我第一次來。說起“李莊文化抗戰博物館”，與我有些因緣。兩年前，我參與了一個關於李莊文化旅遊一體的策劃。在這個策劃裏，我建議可以高標準地修建一個李莊文化抗戰的紀念館或博物館式的建築，以便將1940年至1946年發生在李莊的文化遺存，無論是移動的還是不能移動的，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存放在一個紀念館或博物館裏，讓今人和後人感懷那樣一段歷史，讓今人和後人記住那樣一個現場。還真沒想到，相關部門很快動作了起來。2020年年初就啟動了這個項目，而且年底便基本完工。在正式開展之前的2020年歲末，受博物館的邀請，我曾來到博物館，盡管館建和布展都還沒有完工，但館裏所展陳的物件和文字的敘述，李莊古鎮的那樣一段精華，濃縮而又直觀展示於世的意蘊與格局，已足可以讓世人驚艷。

　　具有影響和文化旅遊價值的古鎮，在中國不下百個。但李莊古鎮的文化品質和格局則具唯一性：1940至1946年間，李莊接納了包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社會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等多家國家級社科研究單位；國立同濟大學整體遷李莊之後，不僅積極廣泛地開展國際交流，還在理工科大學的基礎上新建了如法律系這樣的文科；以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既留學西洋又留學東洋的現代最早的建築學家領銜的中國營造學社遷於李莊。五年間，這些機構和院校，為戰時的需要和戰後的建設，培養了一大批高精尖人才。

　　最為驕傲的是，此時的李莊，大師雲集：傅斯年、李濟、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董作賓、梁思永、李方桂、趙元任、全漢升、董同龢、芮逸夫、遊壽、勞幹、石璋如、張政浪、夏鼐、曾昭燏、李霖燦、龐薰琹、莫宗江、童第周、丁文淵、羅常培、向達、丁聲樹、魏建功、任繼愈、陶孟和、羅爾綱、梁方仲、吳定良、夏堅白、方俊、貝德士……僅就這一名單，可以說，中國當時的社科領軍人物，幾乎薈萃於李莊。不僅如此，當時還名不見經傳的或者說還是學生學徒的，後來長成了那一領域的參天大樹、成為了泰鬥級大師。如同濟大學的學生吳孟超、營造學社的學徒羅哲文、營造學社的後到者王世襄等

　　正是這樣的大學、這樣的學術團隊、這樣的大師，在李莊以油印、以石印，貢獻了許多具有世界影響力的重大學術成果。如董作賓的《殷歷譜》、李濟的《遠古石器淺說》、梁思成的《中國建築史》、李霖燦的《麽些象形文字字典》、羅爾綱的《太平天國革命的背景》(因羅爾綱的太平天國研究，從某種角度講，李莊是“太平天國”學的發源地)、更有史語所集當時學術大成的《六同別錄》(該石印集子涉及考古學、文學、語言學、民族學、民俗學、人類學等諸多領域)等等。關於這段發生在李莊的感天動地的歷史，正如抗日戰爭勝利後，史語所回遷南京時，陳盤文、勞幹書、董作賓題額的《山高水長》留別碑記所述：“海宇沈淪、生民荼毒、同人等尤幸而有托。不廢研求，雖國家厚恩，然而客至如歸、從容樂居，以從事於遊心廣意”。從歷史的角度和當代的角度觀察，李莊一地，於國家危亡、民族蒙難的時期，中華文化的薪火相傳、弦歌相續，光照天地，功莫大焉！

　　博物館建在東嶽廟與月亮田之間。東嶽廟，是李莊九宮十八廟之一。1940年，在李莊鄉紳和民眾的支持下，李莊騰出稍大的宮廟，安置戰時遷來的機構。國立同濟大學的工學院就安放在東嶽廟，直到1946年離去。月亮田，如按當時的李莊，距李莊小鎮五華裏，完全是在鄉間。而在月亮田的一戶兩進的農家院子(算得上是殷實人家的院子)就成了從昆明遷來的中國營造學社的住地。今天月亮田的這個院子已經成了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40至1946年間，梁思成、劉敦楨、林徽因等營造學社同仁，為以後的中國建築學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礎和平台。劉敦楨1943年，在重慶的中央大學(1949後即南京大學)創辦建築系；梁思成1946年在清華大學創辦建築系。梁、劉兩先生又都是新中國的中國科學院第一批學部委員(即後來的“院士”稱號)。一南一北的建築系從月亮田出生。聯想到曾在東嶽廟辦學六年的同濟大學工學院及後來的建築系。拿今天時尚的說法，李莊是新中國建築學和建築教育的孵化器。出生地和孵化器一說，當之無愧！

　　與月亮田十裏之遙的板栗坳、門官田的史語所和社會所，那更是中國當時歷史學、哲學、語言學、民族學、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等人文學科的高精尖人才的所在地。

　　由此，李莊形成的文化現象和文化形態，是中華民族深厚燦爛文化的具體呈現，同時也是一大批學人的矢誌堅守和李莊鄉賢及民眾的文化情懷的具體表現。名家大師，風雲際會於此，千年古鎮獲得了獨具一格的文化元素和文化品位。從此之後的李莊，不只局限於古鎮、古建築的風貌和內容，而在於大師與古鎮的完美交集與和諧融合所形成的文化現象和文化標高。這，成為中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之一。大師們在李莊留下的腳印及其學術成果，以及從李莊出發、在後來的歲月和時代裏煥發出來的光彩，成為永放光芒的文化寶藏。或許，放眼開去，這一切會為未來的時間和空間，提供更具有世界性意義的文化想象和文化平台。

　　與李莊，我很幸運。但卻遲遲沒有以這樣一種方式敘述李莊，或者敘述我與李莊的關系。

　　其實，我與李莊的結緣是相當早的。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因我當時的公職(主管全市旅遊)，便與李莊相勾連。但關於李莊的抗日戰爭期間的過往，則是在我的好友岱峻兄關於李莊篳路藍縷的著述《發現李莊》中第一次系統地知道；又在嶽南先生所送的《南渡北歸》(第三部)裏更多的知道。沒有以觀光者的身份或者作家的身份寫李莊，一直都覺得歉意，不過還好的是，近些年，我一人背著畫夾來到李莊，或寫生或速寫。繪畫於我，一無童子功、二無老師，完全是中年之後的興趣，或者因為讀書和寫文的枯燥，想以另一種方式做點什麽。這不，真應了一句俗語“有心栽花花不活，無意插柳柳成蔭”。而於李莊的這些塗鴉，則成了我對李莊某種歉意的彌補。自然 ，更多的是我對李莊的敬意。

　　辛醜正月初九，我與妻走累後，在江邊露天茶攤坐下。品著花毛峰和李莊手工自制的橘紅與五香花生米，打開隨身帶的速寫本，畫下禹王宮門前的熙熙攘攘和樹蔭半遮的禹王宮。禹王宮在1940年至1946年間，是同濟大學的校本部。1942年，同濟大學校慶35周年時，請來了下遊40公裏抗戰內遷江安縣城的國立劇專。據稱，曹禺的《日出》，首演就在禹王宮戲樓上，就在同濟大學35周年的校慶。

　　原標題：畫中的李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