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經》裏有兩句耳熟能詳的話：“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意思非常明白，生了孩子不送去學習，那是當爹的不對；教育不嚴格，孩子不成器，則要怪當老師的偷懶。把老師跟老爹相提並論，真是給足了老師面子。

　　但清代老師的朋友圈中，還流傳著一句順口溜：“家有半斗糧，不當孩子王。”孩子王，就是小學老師。這話聽著有點露骨，即一個人但凡能吃上飯，就別去當教書先生。這就讓人納悶兒了，清代小學老師的日常是啥樣呢？

　　工資福利有點尷尬

　　中國古代的老師，根據學生受教育的不同程度而有相應的稱呼。比如，啟蒙老師叫做蒙師，傳授經學的老師稱為經師，科舉制確立以後還有舉業師。但不得不說，作為小孩最初受教育的領路人，蒙師起著非常關鍵的作用。

　　在清代，蒙師通常便是指塾師。按照當時的學塾制度，小孩到了一定年齡(4到7歲)，便要送去接受教育。條件較好的家庭，請教書先生到家中來教育本族子弟，此為家塾；條件一般者，把孩子送到有錢人出資開辦的學校中，此為義塾；還有一種是教書先生籌資辦校，學生自費前往學習，便是私塾。這些學塾的教書先生，統稱塾師，可以理解為今天的小學老師。

　　盡管各方都很肯定塾師的重要作用，但他們的工資福利實在有點尷尬。有人曾歸納，清代塾師的經濟來源主要有束修、膳食和節敬三項。束修，便是工資，又是三者之中的最主要一項。即便如此，塾師的工資卻並不怎麽高。

　　康熙時期，徽州府婺源縣慶源村的塾師詹元祥，就在日記中記載過自己的年收入：1700年為1兩6錢，1701年為4錢5分，1702年為2錢，1703年為1兩7錢，1704年為8錢，1705年為1兩9錢7分。最高的時候還不到2兩，何況個別年份還有跌落。真不知詹老師能不能養家糊口。有些發達地區塾師的待遇要好一些。比如，光緒初年蘇州彭氏家塾發給老師的工資是每月六千文銅錢，約合4到6兩白銀，不知道比詹老師高到哪裏去了。

　　義塾老師可以“吃轉飯”

　　除了工資，膳食也是塾師的一項重要經濟來源。有的家庭在聘請塾師時，會特別說明可以管吃管住，或者提供一日兩餐不管住。總之，只要能夠管飯，就會顯得誠心實意，條件優厚。還有的家庭，雖然不提供膳食，但可以折算成銀兩，變成工資的一部分發放。

　　而在義塾中任教的老師，就沒有這麽好的條件了。凡是上義塾的孩子，家庭本來就不怎麽富裕，任憑哪一家恐怕也沒有能力再額外擔負起老師的吃飯問題。但不得不說，清代塾師的社會地位畢竟還是在那兒擺著，怎麽也不會淪落到挨餓的地步。

　　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是，義塾的老師可以輪流到學校附近的學生家吃飯，時人稱為“吃轉飯”，有點吃百家飯的感覺。而且，夥食質量普遍不差。據記載，農民平常不易吃肉，但給老師做飯送飯時，每頓必有肉有魚有菜。菜是自己種的，魚到河裏捉，肉則到街上買。

　　對那些離家較遠的老師，大家還商定讓老師在各家輪流吃住，或者吃在這家，住在那家。無論什麽方式，塾師的吃飯問題總能夠得到解決，也就節省了相當一部分開支。

　　束修和膳食都是塾師的基本收入，雖然數量不定，好在旱澇保收。相比之下，節敬並不是塾師的固定經濟來源。一般來說，稍微有些條件的學塾都會在幾個重要節日向老師送點銀兩，比如清明、端午、七夕、重陽，俗稱四節禮。

　　有的地方，還會加上夏至、冬至和中秋，湊成七節禮。節敬的數額多寡不一，從幾十文到幾千文，加起來基本不會超過全年的束修。當然，也免不了一些學塾實在囊中羞澀，基本工資之外沒有什麽節敬，那塾師們也沒辦法，私下裏面只能抱怨幾句“節禮包分文未見”。想想也真是有點悲催。

　　塾師的待遇之所以微薄，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並沒有獲得士紳身份。通常來說，假如一位老兄在科舉考試中取得了秀才功名，那回到鄉裏也算是有身份的人。

　　即便當個塾師，工資也不至於太寒酸。而一些連秀才頭銜也沒有的老師，讀書作文的水平確實不怎麽高。雖然教育小孩子綽綽有餘，但在別人眼中往往也就這般身價了。

　　昔日之師，今日弟子

　　單從收入上來說，塾師的生活無疑有些清苦。但在尊師重道的風氣下，塾師的尊嚴還是可以得到基本保障和敬重，這也讓塾師們倍感欣慰。

　　在我們的印象中，教書先生往往是戴著一頂瓜皮小帽，留著一把胡須，手中拿把戒尺，搖頭晃腦帶著一幫小孩背經讀史。有不聽話或背書不給力的熊孩子，免不了被打手心、抽屁股。塾師的威嚴，在這裏完美展現出來。塾師也更加註意自己的形象。

　　塾師的威嚴，既是他們對付小孩的手段，也是自己驕傲的資本。清末科舉制度廢除之後，原來的私塾紛紛關閉，新式的學堂相繼成立。一些曾在私塾教書的老先生們，頓時失了業，只好到新式學堂裏另起爐竈，學習新知識。

　　而這些新學堂的“老師”們，雖然有的留學東洋，有的留學西洋，但小時候大都還有過私塾學習的經歷。產生的窘境是，底下坐著的某位老先生，可能就是自己當年的幼師。

　　包天笑回憶說，蘇州師範傳習所成立後，一位留日歸國的青年教師看了報名的新生名單，忙說不能教，原因是：“裏面有一位教過我書的老師，我甚頑劣，他打過我手心，我今卻來教他，太難堪了！”還有的青年教師，鼓足勇氣站在台上，努力去面對台下曾經的塾師。但老先生似乎感覺無所謂，拿起煙鬥，呼呼地抽起水煙，立刻又讓台上的毛孩兒體會到了什麽是師道尊嚴。類似的例子甚多，直讓人哭笑不得。

　　塾師各種苦

　　威嚴上的滿足，卻無法掩蓋塾師日常生活的苦悶。科舉體制下，讀書人的夢想是科考為官，出將入相。但現實很殘酷，能夠考中的人畢竟只是其中的少數，大部分讀書人還是回歸鄉裏，謀得一職，聊以度日。當了塾師的人，更要承受這種心理落差。

　　蒲松齡就曾寫過四首打油詩，題為《塾師四苦》。每首開頭，都是“人言教書樂，我道教書苦”，可見確實比較苦。

　　那麽，怎麽個苦法呢？歸結起來有：一是課時多，身體累。“清晨便教書，口舌都乾苦”。“開學不回家，清明到端午”。二是學堂破，硬件差。“塾堂兩三間，東穿又西破。上漏並下濕，常在泥中坐”。三是住宿苦，難入睡。“雖有青麻帳，又被鼠穿破。夏間燈燼時，便受蚊蟲蠹”。四是食不精，飯難咽。“粥飯不周全，酒肴亦粗鹵。魚肉不周全，時常吃豆腐。非淡即是鹹，有醬又沒醋”。

　　蒲松齡的描述，或許只是個別情況。尤其對照前面提到的各家輪流給塾師提供好吃好喝的情形，更能看到每個地方塾師的生活狀況真是千差萬別。但教學時間長、管理小孩費心力，則是各地區乃至從古至今小學老師的共通之苦。當然，苦的還不止這些。清代塾師就算賺得少點、工作累點，也還能堅持忍耐。

　　最難受的莫過於學塾拖欠工資，到期不發或少發，可苦了這些本不富裕的塾師們。有人曾作詩說：“蒙館舌耕不自由，讀書人到下場頭，每逢年節先生苦，親去沿門要束修”。老師們挨家“討薪”的樣子，真有點不成體統，但也真是無可奈何之舉。

　　愛崗敬業，教育有方

　　總體來說，清代的塾師是一批愛崗敬業、教育有方的群體。生活的苦悶、孩童的頑皮，並沒有影響他們盡職盡責地傳道授業。也正因為有了他們的啟蒙教育，才為這些小孩以後學習更高深的知識打下了基礎。而且，針對小孩多動愛玩的特點，塾師自有一套合理有效的管理和教學方式。

　　抱怨過塾師四苦的蒲松齡，還寫過一篇《訓蒙訣》，翻譯過來就是《幼兒教學大綱》。內容不長，淺顯易懂，可以作為塾師的入門培訓讀物。從教小孩認字、讀書、作對，到洞察孩童心理，乃至作息時間、大小便，都列出了相應辦法，今天看來仍舊有其合理性。

　　其實，古代塾師還有更為細致的教學管理方法。曾在宋代大儒朱熹門下學習過的學生，歸納了朱子的六條教書、學習方法，分別是“循序漸進”、“熟讀精思”、“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居敬持誌”。朱子不僅強調學習時要步步深入，而且應常懷謙虛心態，做到學問與人品的同步提升。

　　朱熹另外被人稱道的一點是，讀書也要有懷疑精神，一些不知名小人物的言論興許能夠啟人心智，而一些大人物的言論也可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種開放的教學心態，的確值得肯定。

　　清代的黃六鴻，曾在《福惠全書》中記載過塾師一天的教學流程。從早到晚，每一刻鐘都有規定的學習內容。每天早上小孩子來到學塾，先要背誦昨天學習過的知識。背完之後，才加一些新內容，爭取做到熟讀。

　　早讀之後，留出時間吃早餐。吃過早餐，開始上午的課程，包括臨摹寫字、講解經書等。寫字的時候，要逐字仿寫。寫錯或寫得不工整，塾師都會拿筆勾掉，令其重寫，直到符合要求為止。塾師講經的時候，須先講大概意思，然後逐字講解，務必明白簡易，讓小孩胸中了然。

　　下午的課程，先要背誦早上所學內容，然後學習作對子。等到次日上課時，第一步也是先將昨日所學知識溫習一遍，繼而學習新內容，這便是“溫故知新”。不僅如此，每過五日，塾師還要暫停教授新課程，讓學生背誦、默寫過去幾天的知識點。每隔十日，則要默寫過去十日的課程內容。

　　反復記憶的結果，便是學生能夠記住更多的知識，進而逐漸積累增多。而且，我們以往對學塾小孩“死記硬背”、“不求甚解”的印象並不準確。靈活的教學方式，還表現在“因材施教”方面。

　　清代嘉興姚氏的家塾，分為東塾和西塾，東塾的學生層次較高，西塾的學生層次較低。該學塾規定，十歲以內的孩童，或大於十歲但智力稍顯愚鈍的孩童，在西塾學習；等到讀書有所進步之後，則自動從西塾升入東塾。

　　同樣道理，東塾的小孩如果讀書不夠努力，進步不大，那麽就自動降到西塾。東塾和西塾的學習內容、師資力量都有所不同，正是針對兩邊不同程度的學生而專門配備。

　　清代的塾師，大多扮演著啟蒙導師的角色。他們教育孩童一些基本的知識和禮儀，雖然期待這些孩子當中能夠產生未來的國家棟梁，但本質上還是延續了中國古人對培養“士”的一貫追求。這裏的“士”，更偏重於一個人在學術、道德上的成就。而他們的認真負責精神，也被以後中國的諸多幼初級教師代代延續和發揚。

　　(原標題：一個清代小學老師的日常：家有半斗糧 不當孩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