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寫《楊慎出生地考辨》，又去崇文門內的曉順胡同訪古憑吊了一番。眼前這條長不過四十米，僅存三四所殘破院落的背街小巷，實在不復當年楊升庵生活時代之境況。而與此毗鄰的船板胡同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此情此景，也就不難理解莊子“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的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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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 耿爭

　　在清代光緒年間朱一新所編《京師坊巷誌稿》上，東城地界上一南一北並存著兩條船板胡同。1944年日本人多田貞一出版的《北京地名誌》收錄胡同多達3300余條，船板胡同即在其列，且為兩條。照書中的說法：“船板的地名大概是運河大通行時代的東西，僅從文字上不是也可以看出它是船板工廠嗎？”這個說法或許適合南邊船板胡同的歷史，但北邊船板胡同則無法解釋。

　　查閱史料得知，南北船板胡同皆形成於明中期，隨後的幾百年間都默默無聞，隱而不彰。直到清朝末年，這兩條胡同逐漸走上歷史舞台。巧合的是，當時圍繞“推翻帝制”與“保皇立憲”而形成的革命黨與保皇黨之間對峙局面，竟然在這兩條同名胡同之間上演：“南船板”裏住著追求革命的文人誌士，“北船板”住著的皇親國戚居多。

　　馮玉祥安家“南船板”

　　“南船板”，即崇文門內的船板胡同。早期，它西起崇文門內大街，一路偏向東南直通溝沿頭南口(今北京火車站站台一帶)。其間，自西向東分別與北側的南八寶、鎮江、丁香等胡同相連通；南側接後溝胡同，通往崇內南城根(今北京站西街)。

船板胡同西口

　　這條胡同的前身是通惠河的一部分。明成祖遷都北京，都城南垣外拓迫使運河改道。“京師之巽隅，惟水瀦焉，是曰泡子河，即元人所開通恵河也。”流經於此的泡子河西段，由於水源匱乏，河道漸窄，兩岸居者日增，至明中期胡同遂成。明嘉靖張爵所撰《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裏，船板胡同的地名就已存在。

　　隨著清末西風漸進，與東交民巷使館區僅一街之隔的“南船板”一帶不僅興建了北京美以美會亞斯立教堂，設立了同仁醫院等現代西式醫院，還開辦了“男匯文”“女慕貞”等一批著名教會學校，更是聚集了一些從事革命事業或支持革命的知名人士。在這一帶的居民中，最著名的當屬把清遜帝溥儀趕出紫禁城的馮玉祥。

　　馮玉祥於民國初年駐軍北京時，受友人引領，常到位於後溝胡同的亞斯立堂聽講，從此開始研讀《聖經》，不久即於亞斯立堂領洗。1923年馮玉祥的妻子病故。翌年，經人介紹續娶了北京基督教女青年會總幹事李德全女士，他把家也就近安在了船板胡同，當年的老門牌為21、22號。

　　馮氏船板胡同的宅院，早在1933年11月29日馮玉祥所立的遺囑中作出明確的安排：“我若是即刻為國家，為革命死了，我身後沒有事可辦，沒有家可分，即照我寫的這幾句話即可以了。峪道河的房地如何？就歸本地，加個學校最好。船板胡同的房子如何？就送給大嫂子可也。濟寧之七十畝左右如何？就歸遊家一些小孩子們可也。保定西北城角之五畝如何？就歸洪誌看著不動可也。其余沒有多少，就都歸德全辦理了。”

船板胡同內的建築

　　遵照這份遺囑，船板胡同的房子最終送給其兄馮基道。如今，馮氏老宅早已消失，代替它的是一棟四層的灰色簡易樓。

　　林語堂離京前的最後住所

　　與馮氏老宅同樣命運的，還有被稱為“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文學巨匠林語堂上世紀二十年代在這裏的住所。

　　林語堂是福建龍溪(現為漳州)人，原名和樂，後改玉堂，又改語堂。他受家庭熏陶，自小便信奉基督教。他一生中兩度在北京生活。第一次是1916年至1919年，在清華大學任教的三年。第二次是1923年留學回國後在北京大學任英文系主任、教授。1926年又出任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教務長，即魯迅先生《記念劉和珍君》中劉和珍的母校。1926年5月離京赴廈門大學任教。

林語堂與家人

　　在林語堂次女林太乙以及其他眾多研究學者所著多部《林語堂傳》和《年譜》等人物史料中，均依照《林語堂自傳》所記，提及林語堂1923年9月到京供職北大，家就設在東城船板胡同的一座院子裏。

　　近日，筆者讀《錢玄同日記》，發現一些新的線索。據錢氏1923年9月3日的日記記載：“上午得林玉堂電話，知他已攜眷來京，寓官場胡同四十號，約我今日去吃晚飯。”同年12月14日，錢氏的日記寫道：“午後四時半至林玉堂家，他今日請適之夫婦吃飯，約我們作陪也。同席者為——適之、冬秀、楊袁昌英、陳淵泉、顧孟余、張鑫海、孫公、陳西瀅、主人夫婦：林玉堂、廖翠鳳及我也。”

　　從中大體可以得到兩條信息：一，林語堂到京時間大致在1923年9月1日或2日；二，他到京後先是居住在官場胡同四十號。

　　官場胡同是東單二條與三條之間一條不算太長、東西走向的小巷，明清時稱灌腸胡同，民國後改稱此名，亦稱南官場，與燈市口西街南側的北官場以是區分。現已建起東方廣場。

　　林語堂發表於1924年12月1日《語絲》第三期上的《論土氣與思想界之關系》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前幾天因為看了半天書，到傍晚的時候覺得疲倦，出來在街上閑步，那時天色正好，涼風徐來，越走越有趣，由是乎直走過東單牌樓，而東交民巷東口，而哈德門外……”從林氏行走軌跡上判斷，此時林家似乎仍舊住在官場胡同。至於何時搬到船板胡同居住，尚待進一步考證。

　　在北京生活期間，除在大學任教，他還參與到以魯迅、周作人為中堅的“語絲社”的活動中，並成為《語絲》主要撰稿人之一。這段時光，對林語堂來說大抵是愜意的。他諳熟周圍的一切，以至於在其最負盛名的長篇小說《京華煙雲》中，書中人物之一、富商牛懷瑜的家就是在蘇州胡同。蘇州胡同距“南船板”極近，僅需穿過三百米長的南八寶胡同就到了。

　　林語堂雖走過世界上許多城市，卻對北京有著情有獨鐘的偏愛。這一點同樣淋漓盡致的體現在《京華煙雲》這部小說裏：

　　“從北京，木蘭學到了容忍寬大，學到了親切和藹，學到了溫文爾雅，就像我們童年時在故鄉生活裏學到的東西一樣。她是在黃琉璃瓦宮殿與紫綠琉璃瓦寺院的光彩氣氛中長大的。她是在寬廣的林陰路，長曲的胡同，繁華的街道，寧靜如田園的地方長大的。”

　　當然，因為時局的原因，他在北京沒有生活太久。因“三·一八慘案”被通緝，他被迫舉家逃離北京。相關經歷在《林語堂自傳》裏有著詳細介紹，奉軍張作霖占領北京之後，鎮壓進步人士，殺害了邵飄萍和林白水。當時軍閥列出的批評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單上，共有五十多人，其中就有李大釗。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藏身於東交民巷的法國大使館。林語堂對此也有防備，“我家在東城船板胡同。當時我也預先做了準備，必要時跳墻逃走。我做好一個繩梯子，緊急時可以拉入閣樓。我後來以為不夠安全，於是去藏在林可勝大夫家。那時我有兩個孩子，小的才三個月大。在林大夫家藏了三個星期，我決定回廈門去。由於朋友聯系，我和魯迅，沈兼士，還有北京大學幾個很傑出的人物，和廈門大學簽訂了聘約，我們前去教書。”

　　這一次離別無疑是徹底的。遺憾的是，時至今日，沒有人能夠說出林語堂在船板胡同居所的準確位置，更不用說其居所的現狀了。

　　“北船板”裏住著滿清貴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