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不少消息來源指出，美國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正著手啟動“中國倡議”（China Initiative）這一針對中國籍及華裔學者的歧視性政策升級版（俗稱“中國倡議2.0” China Initiative 2.0），但圍繞此事的爭議和虛實之辨卻仍令人眼花繚亂。

要說到“中國倡議2.0”，就不得不從其前身——“中國倡議”說起。

所謂“中國倡議”，是近20年來逐步升級的美國遏制中國高科技崛起、打壓中國發展措施逐步升級的產物。

克林頓（Bill Clinton）和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執政時代，美國雖然事實上采取各種措施防範、遏制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但“台面”上仍然使用著“不謀求遏制中國發展”的外交辭令。隨著中國崛起勢頭越來越令美國感到擔憂，自奧巴馬（Balack Obama）時代起以所謂“安全”“間諜”等名目限制中美學術交流就成為“政治正確”，但直到特朗普第一任期這一限制才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18年5月下旬，第一任期內的特朗普發佈第10033號行政命令，美國吊銷了 1000 多名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的簽證，稱他們與中國軍方有聯繫，并指控其中一些人從事間諜活動。此前特朗普及其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相繼暗示，將禁止“與中國境內支持或為中國人民解放軍（PLA）服務的實體有關聯的某些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中國公民”入境美，特朗普還聲稱“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公民竊取了知識產權并協助了解放軍”。美國代理國土安全部部長沃爾夫（Chad Wolf）則公開指責中國一直在“濫用學生簽證來剝削美國學術界”。“我們正在阻止某些與中國軍事融合戰略有關聯的中國研究生和研究人員的簽證申請，以防止他們竊取或以其他方式挪用敏感研究成果。”

自當年6月1日起開始執行的第10033號行政命令（由聯邦司法部牽頭，即所謂“中國倡議”）在生效第一時間便被“廣泛授權”，第一批就撤銷了1000多份簽證。當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以隱私法為由，拒絕透露被撤銷簽證的具體細節，但表示：“根據這項公告被取消簽證資格的高風險研究生和研究學者，僅佔來美中國學生和學者總數的一小部分。”

由於當時中國學生是美國國際大學生中占比最大的群體，2018-19學年約有37萬中國學生入學，此舉遭到強烈質疑，迫使該發言人不得不以“美國繼續歡迎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相敷衍，但數十名持有 F1 學術簽證的學生（包括研究生和本科生）均在網絡平台表示，自己遭到了無端株連。當時包括《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副主編帕爾默（James Palmer）在內許多名人均對“中國倡議”表示質疑和反對，但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甚至在此後的第一任期中變本加厲。

在整個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Joe Biden）任期之初，“中國行動”不僅從源頭上減少中美科技和學術交流、減少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人數，限制他們進入所謂“敏感學科和部門”（最瘋狂時甚至有白宮和西翼高官公然宣稱“不允許中國籍學生在美學習理工科”），更發展到起訴涉及在美國的中國研究人員的“間諜和盜竊案件”，并不惜動用情報手段的地步，這導致了超過1000起調查。至少250名華裔學者失去了教職，還有更多人面臨調查，這些調查擾亂了他們的職業生涯，并造成了持久的損害。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2021年的一項研究發現，89% 的受訪者希望為美國在科學技術領域的領導地位做出貢獻，但 72% 的人感到在美國不安全，61% 的人感到有離開美國的壓力。

由於種族偏見問題日益嚴重以及整體效果不佳，“中國倡議”於 2022 年2月被拜登政府下令終止。

但中止動機并非僅僅上述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民主黨清算特朗普政治遺產的一種手段。事實上，民主黨在遏制中國高科技發展基本觀點上和共和黨并無區別，甚至在意識形態領域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在拜登執政剩餘時間裡“中國倡議”名亡實存，中美科技、文化和學術交流的渠道越來越窄，“脫鈎”趨勢有增無已。

5月26日，學生們走在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校園內。新華社資料圖

隨著特朗普和共和黨的捲土重來，重啟“中國倡議”的呼聲越來越高，

2025年7月，部分美國共和黨保守派眾議員發起了一個提議重啟“中國倡議”的小組委員會提案，并試圖將提案打包在2026 財年商務、司法、科學及相關機構 (CJS) 撥款法案中闖關，旨在對抗中國對美國研究、學術界和產業的所謂影響。根據提案摘要，“中國倡議”將恢復，以“對抗中國并保持美國的競爭優勢”；同年9月，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在批准 2026 財年商務、司法、科學及相關機構撥款法案時，指示司法部重新建立失敗且已失效的“中國倡議”。

事實上自拜登執政後期部分兩黨保守派議員就反複嘗試採用這種“打包闖關”形式讓“中國倡議”死灰複燃，其發起人為得克薩斯州共和黨參議員古登（Lance Gooden）。

觀察家們指出，在美中競爭敏感領域（包括人工智能、機器人、半導體、生物技術和材料科學）的研究人員正面臨日益嚴格的審查。除了行政命令外，國會兩黨強大的共識也在推動限制與中國關聯實體的研究合作。不論民主黨或共和黨執政時期，美國議員們已提出多項專門針對經濟間諜和知識產權盜竊的法案，這與2018年最初的“中國倡議”框架相呼應。正如美國加州德恒律師事務所（DeHeng Law Offices）全球合夥人及矽穀分所管理合夥人律師朱可亮（Keliang "Clay" Zhu）等所一針見血指出的，“信息非常明確且響亮：不要與中國合作這營造了一種恐懼氛圍，而且這種寒蟬效應迄今為止已經奏效”。

綜合各方反饋，這種法律和行政命令以外的壓力、措施一直在加緊。

首先是部分大學開始刻意削減中國生源，減少與中國學術交流密度。

2025年，一貫反華的美國眾議院中國共產黨特別委員會向六所大學發出的一封信 ，要求它們交出有關中國學生的數據，該委員會稱中國學生群體危害國家安全。信中稱“我國的大學長期以來被視為全球卓越和創新的標準，但現在卻越來越多地被外國敵對勢力用作非法獲取關鍵研究和先進技術的渠道。”委員會還補充說，大量中國學生進入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專業“可能會損害合格美國人的利益”。此後美國印第安納州普渡大學開始執行一條潛規則，即自動拒絕來自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學生入學；2025年6月，該校通過了一項新政策，限制教職員工與美國認定的“敵對國家”進行往來，并稱此舉是為了響應州和聯邦法律。該政策并未提及禁止來自這些國家的學生入學。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IUC）——與普渡大學一樣收到了來自中共事務委員會的信函——告知委員會成員，將“逐步終止”與中國高校的一系列合作項目。消息披露并引起軒然大波後，該校發言人表示，這一決定是“在當前影響美國高等教育的政策環境下，對國際項目進行審查”後做出的；哥倫比亞大學於去年12月悄悄取消了與中國的一項交流項目。此前，國會委員會聲稱該組織試圖“推進北京在美國的利益”。

相關學者的被排擠、猜忌和迫害現象也層出不窮，比較著名的包括納米學先驅、哈佛大學化學系教授柯伯被求刑26年并處巨額罰款案（後不了了之，柯伯放棄美國一切待遇投奔中國清華大學）；原麻省理工大學納米工程實驗室負責人陳剛被排擠迫害案（2021年被捕并被起訴，371天后撤銷），坦普爾大學物理學家奚曉猩案（2015年即被起訴，但在漫長訴訟後無罪釋放）；2025年聯邦調查局（FBI）特工突襲印第安納大學教授王曉峰住所事件；中國籍芯片專家王丹浩在遭受聯邦執法部門連續訊問後死於密歇根大學事件；美國西北大學神經病學家吳瑛（Jane Ying Wu）在“中國項目”名義下無端遭受學術排擠，長期審查毫無證據且“中國項目”已作廢後仍被西北大學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繼續針對，最終迫使其於2024年7月10日自殺的事件。

多方消息均表明，絕大多數類似指控對當事人造成嚴重影響。這些人中不僅有中國籍學者、留學生，也有入籍多年甚至出生在美國的華裔，甚至有一些是和中國學術交流較多的“純老外”，其中奚曉猩案始於奧巴馬時期（甚至比“中國倡議”更早），吳瑛案則橫跨特朗普和拜登時代，足以表明這一旨在阻撓中美學術、科技交流的做法是跨黨派一脈相承的。

和民主黨主要從意識形態角度考量不同，共和黨之所以在特朗普時期異乎尋常地對此熱心，很大程度上和特朗普依託“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群體崛起和復興，而後者將種族歧視和排外、“去全球化”奉為圭臬息息相關。

上述內容中自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宮後的部分被一些觀察家稱之為“中國項目2.0”，他們中相當一部分在實際上已得到全部或部分推行，或至少被公開談論過。

但迄今所有各種巧立名目的國會“打包闖關”均告失敗，其中前述和2026財年國會撥款方案“打包闖關”的計劃最具代表性——該預算案在清除了上述“打包”後才被特朗普於2026年1月23日簽署成為法律。

之所以“有實無名”，是因為儘管從骨子裡兩黨均有意遏制中國發展高科技，但如前所述，“中國項目”副作用實在太大，包括國內許多團體和知名人士（其中有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貝爾讬齊Carolyn Bertozzi和物理化學家扎雷Dick Zare等）的強烈譴責和聯名上書、勞民傷財卻普遍不得要領的大範圍法律訴訟，以及許多有識之士紛紛指出，作為從吸收外來精英人才中得益最多的美國，推行這項旨在“高科技學術脫鈎”的政策無異於削弱自己優勢，且妨礙了從交流中獲取中國這個最大對手更多、更有價值情報信息的努力。

一些觀察家指出，“中國倡議”開始以來，固然促使部分原本希望“服務兩邊”的中外學者在“二選一”壓力下被迫對中國裹足不前，但隨著美國的“去產業化”，中國高科技潛力的進一步放大和機會凸顯，尤其美國國內肆意將“中國倡議”擴大化、種族歧視化後，越來越多學者開始下決心在“二選一”後專心前往中國，許多中國籍或華裔學者、留學生出於安全和前途考量打消留美念頭，更有不少有潛力的學生、學者被歐洲、加拿大等競爭對手吸引走，所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牽制了“中國倡議2.0”通過各種改頭換面的法律或行政命令在“台面上”複活。

儘管如此，“不成文的潛規則”仍將在未來相當長時間裡影響、限制或妨礙中美間的高科技、學術和文化交流，“中國倡議”的各種版本也將層出不窮地嘗試“闖關”，并在一時受挫後仍以“有實無名”的形式在客觀上持續興風作浪。

（本文作者為旅加學人、特約評論員，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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