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9月24日電（記者 王豐鈴）在全球矚目的中美元首會晤前夕，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趕赴紐約，搶先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約半小時的閉門會晤，討論與中國有關的經濟和安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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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尾崎正直透露，特朗普和高市同意就涉華問題密切協調，日方同時關注中美元首會晤，如何影響日本、美國及中國的關係。美日還確認開展經濟安全合作，旨在贏得人工智能、半導體和關鍵礦產等領域的技術競爭。美媒稱，高市為見特朗普，將原定在聯合國發表演講的日期提前了兩天。

在經貿領域，尾崎正直稱日美討論了日本對美投資5500億美元的投資承諾，但拒絕透露是否談及貨幣政策。會談將關鍵礦產列為經濟安全合作重點領域。

美國制裁國際刑事法院日本籍院長赤根智子一事，高市在會談中向特朗普提及並進行了“坦誠的意見交換”，尾崎正直承認雙方仍存在分歧。

日美還討論了地區安全環境及日本擴軍計劃。

察哈爾學會研究員、海頤智庫日本研究中心主任陳洋23日接受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專訪，對以下問題作出解析：

1.高市早苗將原定聯合國演講提前兩天，趕在中美元首會晤前與特朗普面談，是什麼打算？

陳洋：此次赴美是高市早苗就任首相以來，首次出席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但這也是連續3年來，第3位日本首相出席聯大相關活動。此前兩年，時任首相石破茂和岸田文雄都有出席相關活動，高市則是3年來的第3位，反映出日本首相的頻繁更迭。

當然，高市赴美表面是為了出席聯大活動，但實質目的則是為了在此期間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晤，按照日本媒體此前的披露，高市政府將與特朗普的會晤作為最優先事項，至於聯大發言、是否與其他國家領導人會晤則都要服務於日美首腦會晤的安排。高市此番急於同特朗普會晤，就是為了趕在中美元首會晤前，進行一次“摸底”與“保險”，具體來說，包含了3個目的：

一是與美方“戰略對表”，也就是再次確認在一些重要或敏感議題上的統一立場。比如，日美同意進一步強化經貿合作、共同推進包括半導體和關鍵礦場等在內的經濟安保合作。

二是與美方交換意見，並試圖在關鍵議題上說服美方。由於中美元首會晤即將舉行，所以高市急匆匆“求見”特朗普就是為了了解特朗普在台灣、南海、對華競爭等議題上的真實態度，並向特朗普表達日本的態度立場。同時，特朗普政府稍早前對日籍國際刑事法院（ICC）院長赤根智子進行了制裁，這讓高市政府尤為被動，一方面要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係，不能就此向特朗普翻臉，另一方面又必須在該問題上表達原則和立場，以回應日本國內輿論，所以高市此次與特朗普會晤期間，還就圍繞ICC院長赤根智子的問題表達了日方的看法，並尋求突破解決。

三是謀求影響特朗普的對華認知，幹擾中美關係改善發展。在當前中日關係因高市涉台錯誤言論而走低的同時，中美兩國則共同推動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斷落地落實。那麼，對高市來說，自然擔心中美達成務實管控分歧的共識，削弱日本在對華議題上的“居間操盤”空間。高市的核心算計，就是持續渲染所謂“中國威脅”，竭力向美方灌輸對抗性叙事，試圖綁定美國，以此藉助外部力量牽制中國發展，同時掩蓋自身突破戰後秩序、推進軍事鬆綁的戰略企圖。一旦中美建立起穩定溝通渠道、形成相互克制的戰略預期，日本想要借大國博弈漁利的戰略杠桿就會失效。因此，高市急匆匆地要見特朗普，就是為了影響特朗普的對華認知，間接幹擾破壞中美關係。

至於高市是否真正獲得了她所期待的“被傾聽”，則需要辯證來看。一方面，高市確實獲得了“被傾聽”的機會。在中美元首會晤前，她實現了與特朗普的會面，這至少表明美方願意聽取日本政府的訴求和看法，高市也藉此機會向美方傳遞了日本在對華政策、地區安全等問題上的關切。

但另一方面，“願意傾聽”並不等於“完全認同”，更不意味著特朗普會全盤接受高市對華政策中的相關主張。對美國而言，日美首腦會談本身也服務於其更大的對華戰略考量。通過在中美高層互動前與日本協調立場、了解日本訴求，美方既可以將日本的相關關切納入對華談判的籌碼，也可以藉此釋放信號、增加對華談判壓力，以爭取在部分議題上獲得更多談判空間。

因此，高市此次確實獲得了向特朗普“發聲”的機會，但這並不意味著日本能够主導美國的對華政策。某種程度上說，高市實現了“被傾聽”，但日本的訴求同時也可能被納入美國自身的戰略布局之中。對高市而言，這既是一次向美國表達立場的機會，也反映出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對美國戰略安排的依賴。

2、高市早苗在與特朗普的會談中將關鍵礦產列為經濟安全合作重點領域。日本與美國在稀土和關鍵礦產上的合作，能否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實質性降低日本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如果不能，日本的對華強硬姿態在經濟上是否可持續？

陳洋：高市早苗在與特朗普會談時將關鍵礦產列為經濟安全合作重點，反映出日本正試圖通過日美合作以及與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國協調，構建更加多元的關鍵礦產供應鏈。但從產業鏈完整性、成本和產能建設周期來看，這種合作短期內更可能實現“降低風險”，而不是讓日本徹底擺脫對華供應鏈的依賴。

稀土供應鏈的核心瓶頸不在採礦，而在分離提純的冶煉加工環節。當前全球稀土精煉產能高度集中於中國，日本幾乎完全依賴中國供給。日美合作規劃共同開發南鳥島深海稀土資源，設想從深海泥漿中提取稀土，但該海域水深超過5500米，開採裝備、海底礦物分離、提純工藝均處於試驗階段，尚無成熟商業化方案。即便日美加快海外礦源布局，新建完整稀土冶煉鏈條往往需要十年以上周期，遠水難解近渴。

同時，日本缺乏規模化稀土冶煉產能，美國同樣缺失成熟的重稀土提純工業體系。兩國合作更多停留在勘探、融資、儲備與資源回收層面，無法快速補齊冶煉短板。因此，日美關鍵礦產合作更多是戰略信號，短期內只能小幅分散來源，無法從根本上替代中國完整的稀土加工產業鏈。

那麼，這也意味著，日本對華強硬政策存在一個明顯的經濟約束。關鍵礦產只是其中一個縮影，日本汽車、電子、機械、機器人等產業與中國市場和供應鏈仍存在廣泛聯繫。如果日本在安全和政治領域不斷擴大對華限制，卻無法同步建立具有競爭力的替代供應鏈，就可能出現“戰略目標與經濟現實之間的落差”。換句話說，高市將對華遏制目標置於產業經濟利益之上，其對華強硬姿態，短期可迎合日本國內的右翼保守勢力，但長期將持續消耗日本產業競爭力，經濟層面難以持續。

3、美國制裁國際刑事法院日本籍院長赤根智子一事，高市早苗在會談中向特朗普提及並進行了“坦誠的意見交換”，尾崎正直承認雙方仍存在分歧。一國制裁另一國的重要國際司法官員，而後者僅表示“非常遺憾”卻不敢明確抗議。這一事件折射出美日同盟中怎樣的權力結構？日本在同盟中的“自主空間”還有多大？

陳洋：特朗普政府制裁日本籍ICC院長赤根智子，首先說明的是，日美同盟並非完全沒有分歧。日本是ICC的重要支持者，也是其最大出資國之一，因此美國制裁赤根智子，實際上直接觸及日本所重視的“法治”和國際司法秩序。高市在會談中提出這一問題，本身就說明日本並非對美國的做法沒有意見。

但更值得關注的是，日本錶達反對的方式和實際施壓力度。特朗普政府針對赤根的制裁，包括凍結資產、限制金融服務和入境等措施，影響具有直接性。面對這一情況，高市政府雖然進行了外交交涉，卻始終避免與美國形成公開正面衝突。也就是說，高市政府一方面強調支持法治和國際刑事法院，另一方面又需要避免過度刺激作為其安全保障核心依託的美國。

這恰恰反映出日美同盟中的權力結構：日本擁有一定的“發聲權”，但在涉及美國核心戰略利益時，能够轉化為實際政策壓力的“否決權”十分有限。日本可以向美國表達不同意見，可以通過外交渠道進行勸說，也可以在國際場合維護ICC，但如果美國堅持既定政策，日本很難像美國那樣通過經濟等手段迫使對方改變決定。

當然，這並不是說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日本就沒有自主空間。事實上，日本近年來的增加防衛費、發展“反擊能力”，以及構建供應鏈安全等，都是在試圖擴大自身的戰略自主。但問題就在於，這種自主空間是存在明顯邊界的。在符合美國利益、符合美國戰略的前提下，日本是可以在軍事、經濟等領域擴大自主空間的，但一旦與美國利益或戰略相悖，那麼這種自主空間將明顯收窄。

4、美日之間是否存在相互施壓？美方既要求日本提升利率，又出手干預匯市，還同時要求日本大規模對美投資，這些要求是否存在矛盾？

陳洋：日美之間當然存在施壓，而且從近期日元匯率問題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這種壓力是如何發生的。7月底，日美實施了15年來規模最大的聯合干預，通過買入日元、賣出美元來遏制日元過快貶值。與此同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又多次公開表示，日本央行應提高利率，並要求日本調整財政政策。9月18日，日本央行已將政策利率提高至1.25%，創30年來最高水平。

表面看，這似乎存在矛盾：既然美國希望日元昇值，那麼日本央行加息本身就可能推動日元昇值，為什麼還需要直接干預外匯市場？實際上，兩者解決的是不同層次的問題。加息屬於中長期政策調整，影響的是日美利差，而外匯干預則是短期穩定市場，防止匯率出現過快、無序的波動。因此，這些政策並非完全相互矛盾，而是共同指向一個目標：讓日本的貨幣、財政和匯率政策更加符合美國所希望看到的金融穩定狀態。

從這個角度看，日元匯率已經不只是單純的經濟議題，也具有明顯的政治和戰略屬性。在日美同盟框架下，美國可以利用自身在美元體系、美國國債市場以及金融市場中的巨大影響力，將匯率問題與日本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乃至對美投資聯繫起來。

這意味著，日本面對的實際上是一個越來越明顯的政策約束：安全上需要美國，金融上又深度嵌入美國主導的美元體系，因此在經濟政策上很難完全按照自身需要行動。

5、日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美國對華政策？從日美會晤的內容和成果來看，談得如何？日美商量達成的對華政策，更可能是哪個方面？

陳洋：從會談內容和成果來看，此次日美首腦會談總體上更偏向“協調”而非“決策”。會談持續約35分鐘，雙方確認進一步強化日美同盟，並就經濟安全、安全保障以及中國相關問題交換意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會談發生在中美元首會晤前兩天，因此日本顯然希望在中美元首會晤前，先把日本的關切傳遞給美方。

但從目前公佈的信息看，日本並沒有獲得美國在具體對華政策上的明確承諾。例如，日方沒有公開透露雙方是否就台灣問題達成具體共識，也沒有跡象表明美國將在中美元首會晤中完全按照日本的立場行事。因此，與其說日本“影響”了美國，不如說日本爭取到了一個向美國“施加影響”的窗口。

至於日美商量的對華政策，從目前披露內容看，最可能集中在經濟安全和供應鏈領域。雙方明確提到人工智能、半導體、關鍵礦產等領域，並確認將進一步加強合作。這些領域既涉及中美科技競爭，也直接關係日本自身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因此既是美國對華競爭的重要抓手，也是日本希望美國持續關注的重點。

最後，此次會談最大的成果，與其說是日美形成了新的“對華共同政策”，不如說是雙方確認了在經濟安全和地區安全領域繼續協調，並由此向外界釋放日美同盟保持緊密的信號。至於這種協調最終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即將舉行的中美元首會晤，還要看美國如何在日本的安全關切與自身對華利益之間進行權衡。

6、日方是否存在“越頂外交”焦慮？日本越是試圖在中美之間製造緊張，就越可能加速自己被中美同時邊緣化？

陳洋：確實，日本外交界長期有“越頂外交”的焦慮，尤其是擔憂中美繞過日本直接磋商，將日本排除在大國博弈的核心談判桌之外。從戰略邏輯看，如果日本真心忌憚被美國“越頂”，最理性的選擇應是主動緩和對華關係，憑借自身獨特的經貿、人文與區位價值，提升戰略不可替代性，在中美之間形成平衡支點。但遺憾的是，高市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不斷渲染地區對立、炒作台海議題，試圖綁定美國對華強硬，這一做法反而存在被中美同時邊緣化的風險。

日本的戰略誤判在於，它誤以為激化中美矛盾，就能鞏固自身在美國同盟體系內的地位。但大國博弈的底層邏輯並非簡單的“選邊站隊”。中美之間始終存在管控分歧、穩定雙邊關係的現實需求，雙方溝通渠道不會因日本的挑動而徹底關閉。日本持續製造緊張，容易被視作地區衝突的助推者，反而降低中美在區域議題上吸納日本參與協商的意願。

因此，日本若一味充當對抗“放大器”，既無法阻止中美開展直接溝通，又會不斷消耗自身的戰略迴旋餘地。這種策略非但不能避免被大國跳過，反而會讓日本在區域秩序構建中逐步失去話語權，加速自身邊緣化。（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