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通論壇）迎百年黨慶 香港應正確認識和接受中共管治權香港中通社6月29日電 題：迎百年黨慶 香港應正確認識和接受中共管治權 香港中通社記者 殷田靜子 7月1日，中國共產黨迎來建黨100周年紀念日，這對於歷經政治動亂、正在撥亂反正中的香港別具意義。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社會，必須重新認識中共領導體制，以及自覺接受和遵從中共的全面管治，這對“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至關重要。 香港回歸以來發生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問題，例如基本法第23條被“妖魔化”、2014年持續數月的非法“佔中”、2016年的旺角暴亂、以及2019年持續長達一年的“黑暴”。這些政治風波充分暴露出“一國兩制”在實施過程中存在的缺陷，同時也暴露出，相當一部分港人對“一國兩制”的認識是片面的，對國家政治制度和國家執政黨的認識是錯誤的。 為何香港回歸這麼多年，仍會對“一國兩制”存在誤解，甚至“拒中抗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29日接受香港中通社記者採訪時，從歷史、教育和制度等因素進行了分析： 從歷史因素來看，香港歷史上存在殖民教育和制度的長期同化和改造，積澱了一種反對國家和黨的領導的政治文化，“殖民史觀”和“本土史觀”交替整合，對真正適合“一國兩制”的愛國愛港史觀進行拒斥和污名化。另外，“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冷戰因素猶存，西方甚至“台獨”勢力長期將香港作為“反中”顛覆基地，多次策劃和推進“港版顏色革命”，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發起政治挑戰，在香港社會進行廣泛的文化滲透與政治操控。 就教育因素而言，香港回歸後未能及時系統推行國民教育，本地教育體系的殖民性及反共內容大量存在，並持續受到外國勢力等加持及鞏固，造成一種泛本土主義的對抗思潮和社會基礎，甚至出現“時代革命，光復香港”的激進運動。 還有制度因素。香港在“一國兩制”的制度規劃和建設中，對“一國”凸顯不夠，過分強調“兩制”差異及尊重香港社會已有的文化及高度自治，國家權威與形象未能更新，國家權力未能進入香港日常管治。而香港國安法是第一次嘗試彌補既往制度漏洞，以更新香港社會的國家認同。 實際上，任何穩定的政治秩序，都必須具備內部成員對憲制的根本認同和愛護。 田飛龍指出，對香港特區來說，需要確立的歷史觀和憲法觀就是“愛國愛港”，這也是“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憲制秩序整體的要求。由憲法與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區憲制秩序，決定了香港社會重新正確認識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有正確認識這種領導體制，才能全面準確理解和維護特區憲制秩序，才能真正落實“一國兩制”和愛國者治港。 田飛龍補充道，中共的領導是中國憲法最根本的制度原則之一，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黨的領導不是外在於“一國兩制”，而是其最重要的規範構成，是“一國兩制”的決斷性和守護性力量，是香港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保護者。 香港社會經常將“黨”和“國家”對立起來，認為“愛國”就是“愛黨”，故對“愛國”和“中國共產黨”等詞語十分排斥。在田飛龍看來，這是西方勢力拆解國家法權完整性及破壞黨與人民關係的顛覆性話語策略，不符合中國國家體制的基本事實和法權規範。“擁護黨”根源於“愛國愛港”中的“愛國”部分，而“愛國”的義務是普遍的。因此“擁護黨”不等同於“愛黨”，而是一種基於法律理由的尊重和維護。 田飛龍重申，擁護中共的領導是“愛國愛港”整體法律義務與制度認同的有機組成部分，這一義務的實際承擔，並不與香港社會已有的政治制度及生活方式相矛盾，而是可以在法理與制度實踐上加以相容。例如，香港國安法在“一國兩制”範疇真正找回了“國家”，也保護了黨的領導，新選舉法則在選舉制度環節落實“愛國者治港”，追求中央制度監督和問責下香港“賢能政治”體系的規範建構。 至於如何讓香港社會重新正確認識中共領導體制，自覺接受黨的領導？田飛龍表示：第一，更新教育體系，在有關課程中加入憲法和黨史相關內容；第二，特區政府應有計劃地向全社會展示中共有關歷史知識和制度知識，使人們在日常環境中逐步認識和習慣接受中國共產黨；第三，香港公務員的培訓體系應明確納入黨的領導的知識和理論，使之對黨史和黨的制度具備基本的理解和認同。(完) 【編輯：ma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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