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特區政府正在全速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度展開公眾咨詢，並於年底前公佈“香港五年規劃”的正式文本。

編制工作由行政長官李家超主導，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主責，特區政府各司局長全力推動、共同參與。當3月12日，十四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十五五”規劃綱要，李家超第一時間發表講話。他表示，會領導特區政府切實履行第一責任人的角色，團結社會各界積極配合和主動對接“十五五”規劃。特區政府會通過構建系統性的政策框架，對重點發展領域作出更全面、更精準、更細緻的戰略部署，並制定具宏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首份“香港五年規劃”。

上周二（17日），李家超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為協助特區政府在緊迫時間內完成工作，他建議在行政主導下設立特區政府和立法會協同研究及意見收集機制。機制的工作模式包括進行協調研究，就專題舉行聯席或分組會議收集意見，並進行研究及分析，即時匯集結果並提交特區政府。

制定香港五年規劃，是香港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抉擇。依筆者之見，做好這份規劃重在強化發展動能，破壁通途、橋接三地、心融共進，關鍵要在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上實現突破。

重塑戰略空間  加快融合節奏

國家“十五五”規劃首次提及加快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由此可見，北都區發展不僅是香港的大事，也已進入國家視野。在香港五年規劃的藍圖中，北都區無疑是濃墨重彩、淋灕盡致的一筆。從香港和大灣區兩個角度審視，北都區以下兩大功能凸顯。

其一，香港產業轉型的“主戰場”。長期以來，香港經濟過度依賴金融、地產等傳統產業，科技創新短板明顯。把北都區發展為“國際創科新城”，打造“南金融、北創科”格局，絕非簡單的功能分區，而是香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戰略佈局，將為香港培育新質生產力、實現經濟多元化發展提供堅實的空間載體。

其二，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的“主抓手”。按照中央的意圖，大灣區建設需要多個抓手，橫琴、河套、前海、南沙和香港北都區正是“主抓手”。北都區與深圳接壤，不僅要完成“物理對接”，還要實現“化學反應”，在規則規制銜接、數據跨境流動等方面改革創新，取得經驗後，可向整個灣區推廣。

顯而易見，制定香港五年規劃，應強化北都區的以上兩大功能。為此，重點應在兩處著力：

第一，借鑒創新經驗。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融灣協同”中最前沿、制度突破力度最大的“試驗田”。隨著香港園區於去年12月22日正式開園，標誌著這一國家級平台進入全面運營階段。在這塊“試驗田”裡，香港園區是“國內境外”，深圳園區是“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兩者結合能讓內地企業借港出海，也讓外企以此為跳板進入內地。同時，若在河套試行專屬的跨境政策措施，讓人員、物資、資金、數據在區內便捷流動，則可加速推進融合。諸如此類的“先行先試”取得可操作、可複製的經驗，北都區可以迅速借鑒。

第二，加快“拆牆鬆綁”。目前，北都區建設最大的“攔路虎”在法例層面，擬議的北都區專屬法例將針對規劃和地政程序“拆牆鬆綁”，以加快工程建設，促進產業進駐營運。勠力同心、奮楫篤行，行政和立法協同，盡快完成立法，這是未來五年北都區建設的關鍵中的關鍵。

強化產業協同  構建創新共同體

制定香港五年規劃，落腳點是香港，但著眼點是國家發展大局及大灣區全局。香港五年規劃不僅要引領香港自身的發展，更要推動大灣區整體繁榮。基於此，在產業層面，分而擊之、分進合擊，香港必須與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錯位發展的協同格局。

從現實條件來看，香港擁有成熟的普通法體系、完備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世界一流的金融服務和專業服務體系，這些都是發展數字經濟、生物科技、金融科技等前沿領域的優勢條件。

然而，香港缺乏完整的產業鏈和製造業基礎，這是制約創科發展的短板。與之相對，深圳及珠三角城市擁有強大的製造能力和產業生態，但在研發設計、知識產權保護、國際融資、品牌推廣等方面存在短板。

取長補短，相得益彰。這種互補性決定了香港與灣區城市可以走協同發展之路。“香港研發+灣區轉化”、“香港融資+灣區產業化”、“香港設計+灣區製造”等模式，可成為大灣區產業協同的新常態。

香港制定五年規劃，應聚焦產業協同，在“構建灣區創新共同體”上好好下一番功夫。其中，關鍵是要把握好以下兩點：

第一，在“拼船出海”的過程中攜手共進。香港的專業服務體系可以為內地企業“出海”提供全流程指導，助力內地企業實現有序、有效、安全的國際化佈局，規劃在支持“拼船出海”方面應有大招實招。

第二，在產業升級的進程中共同成長。灣區產業升級需要“金融活水”，特別是許多初創企業需要風險投資，香港的金融產品豐富，服務規範，在支持創科企業發展中，同向發力、一體推進，香港金融業和內地實體經濟可以同頻共振、共同升級轉型。

推進制度創新  釋放“兩制”紅利

大灣區建設的核心挑戰，在於制度規則的銜接。過往，香港的年度發展規劃主要體現在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和特區政府的財政預算案，屬於短期規劃，而五年規劃屬於中期規劃，必須登高謀遠、循序漸進。制度創新不能零敲碎打，而須形成完整的頂層設計，然後分步實施。

香港五年規劃的編制，必須直面挑戰，以制度創新破解協同發展的深層次障礙。筆者認為，重點有三：

第一，法治銜接：從“港資港法”到“大灣區仲裁”。這是香港制度創新的最大突破點，核心是讓香港的普通法體系與內地市場深度對接。 自去年2月起，“港資港法”與“港資港仲裁”已從試點擴展到整個大灣區內地九市。下一步，應繼續在“港資港仲裁”上加力，讓香港的專業服務可以直接服務更廣泛的內地市場。

第二，金融聯通：從跨境理財到數據驗證。此舉的核心目標是讓香港的金融優勢向大灣區延伸。下一步，需要優化跨境金融“三通”：跨境理財通，跨境支付通聯通，跨境徵信互通。同時，深港跨境數據驗證平台已上線，用於跨境徵信等場景，重點要讓數據在合規前提下“多跑路”，從而降低聯通的成本。

第三，民生融合：從“無感通關”到“跨境生活”。制度創新的最終落點在於讓民眾有獲得感。現在，港珠澳大橋口岸正在試點全港首個 “無感通關”，用人臉識別完成過關手續；新皇崗口岸、沙頭角口岸也在探索實施“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這些做法都值得點贊。下一步，應聚焦“跨境民生”，攻堅拔寨、破難開路，比如，在粵養老的香港長者可選直接將援助金匯入內地賬戶；救護車跨境直通，並實現雙向轉運，等等。

聚焦動能轉換  培育新質生產力

“新質生產力”是“十五五”規劃的核心概念，也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關鍵動能。香港必須找到培育新質生產力的獨特路徑，既發揮自身優勢，又契合國家戰略。

香港五年規劃的編制，應該聚焦動能轉換，培育新質生產力，從以下三個方向突破：

第一，在優勢明顯的領域，要當仁不讓成“主角”。比如，在生物科技領域，香港擁有國際認可的藥物審批制度和臨床實驗數據，可以成為大灣區生物醫藥研發和臨床實驗的重要基地。香港在這個領域要發揮“領跑”作用。

第二，在擁有一定優勢的領域，要主動對接共創業。比如，香港在人工智能的研發領域具有雄厚實力，可對標國家發展“智能經濟”的大戰略，主動請纓，承擔重任，成為這個領域不可或缺的一環。

第三，在國家所需的領域，積極服務做貢獻。新質生產力不僅包括“新業態”，還包括“新服務”。當硬科技進入攻堅期時，瓶頸往往不在實驗室，而在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里”。研發設計、知識產權保護、風險投資、檢驗檢測等“新服務”，決定了創新能否真正形成產業集群。發展新質生產力，實際上就是從“搞基建、擴產能”的慣性思維，轉向構建“技術+產業+服務”耦合的生態系統。香港的金融、保險、法律仲裁、知識產權保護與交易等專業服務水平世界一流，香港應為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提供優質的服務。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高度重視香港的首個五年規劃。他於3月4日會見行政長官李家超、3月19日會見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時，對香港制定五年規劃寄予厚望，希望五年規劃成為香港高質量發展的“戰略導航圖”。

聞風而動、刻不容緩，特區政府已經行動起來，投入到規劃編制的工作中。香港是我們共同的家園，社會各界也應積極獻計獻策，群策群力，一同描繪香港的美好未來，為“東方之珠”增光添彩。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