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郭麗：現役自衛官“闖館”背後：日本右翼的歷史與現實（上）2026年3月24日上午9時，一名23歲的日本陸上自衛隊現役軍官三等陸尉村田晃大，攜帶刃長18厘米的刀具，翻牆闖入位於日本東京都港區的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并揚言“以神的名義殺死中國外交人員”。 這一事件在中日外交史上極為罕見，嚴重違反《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威脅中國外交人員人身安全和外交設施安全。正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所指出的，事件“再次反映出日本國內極右翼思潮和勢力十分猖獗，‘新型軍國主義’成勢為患”。也正因為如此，迫使人們追問：一名受過正規訓練的年輕自衛官，為何會走向如此極端？其行為背後反映了什麼？ 一、右翼、右傾化與“新軍國主義”的邏輯鏈 在剖析日本政治生態時，必須厘清一組遞進的概念： 日本右翼：指思想光譜上主張民族優越論、歷史修正主義（否認侵略）、強化軍備、親美反共的政治勢力。它既包括街頭行動隊，也包括國會內的政治派閥。 右傾化：描述一種過程。指日本社會整體在歷史認知、安全保障及民族情緒上，從戰後和平主義向強硬保守主義偏移的趨勢。 新軍國主義：這是右翼思想國家政策化的最終形態。它并非戰前“軍部暴走”的簡單複刻，而是指在“正常國家”外衣下，通過立法、預算和安保文件，系統性架空和平憲法，使國家機器重新具備進攻性戰爭能力的狀態。 簡言之，右翼是思想源頭，右傾化是社會演變過程，而“新軍國主義”則是這一過程在國家頂層設計上的危險兌現。 二、右翼概念的源起與日本右翼的歷史根源 “右翼”一詞在西方政治語境中通常指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傾向的政治力量。但在日本，這一概念有著獨特的內涵和發展軌跡。日本右翼思想的核心可以追溯到江戶時代末期興起的“國學”和“尊王論”，其基本理念是天皇中心主義、日本主義以及反資本主義、反社會主義、反共產主義的“三反主義”。 1881年玄洋社的成立，標誌著日本右翼勢力的正式登場。玄洋社的三條法規——“敬戴皇室、鐘愛本國、維護人民權利”，奠定了日本右翼的基本思想框架。所謂“玄洋”，即越過朝鮮海峽君臨大陸之意，這一命名本身就暴露了其對外擴張的野心。 日本右翼的思想根源深植於《古事記》（712年）和《日本書紀》（720年）兩部典籍所虛構的肇國神話。這些神話將天皇塑造為“天照大神”的後裔，賦予其神性地位，并衍生出“神國觀念”和“天皇崇拜意識”。這種將神話歷史化的做法，不僅蘊含“國體獨特”“種族優秀”“使命崇高”等傲慢思想因子，更外化為攻戰殺伐、逞凶肆虐的行動邏輯，成為近代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動力源。
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新華社資料圖 三、演變與特征：從“街頭暴力”到“西裝革履”的奪權之路 日本右翼的演變史，是一部從社會邊緣走向權力中樞的滲透史。 1. 戰前與戰後初期的“暴力團”底色 戰前右翼（如玄洋社、黑龍會）與軍部勾結，直接參與侵略擴張。血盟團事件（1932年）中，日蓮宗僧侶井上日召創立的右翼恐怖團體奉行“一人一殺”主義，先後暗殺藏相井上準之助和三井財閥總裁團琢磨。五一五事件（1932年）和二二六事件（1936年）中，海軍和陸軍少壯派軍官通過暗殺和政變，終結了政黨政治，建立了天皇制法西斯獨裁政權。 戰後初期，右翼團體（如兒玉譽士夫系）多帶有黑社會性質，依靠暴力與恐嚇維持影響力，被主流社會排斥。據統計，1927年至1937年期間，日本右翼組織總數達634個，參加人數達12.2萬。 2. 經濟騰飛期的“體制內”轉型 20世紀60-80年代，右翼開始“洗白”。他們脫下軍裝換上西裝，成立“政策研究會”（如自民黨內的清和政策研究會），通過合法政黨政治渠道滲透政策。這一階段，其訴求從街頭反共轉向了體制內的“修憲”與“強軍”輿論造勢。三島由紀夫事件（1970年）成為這一轉型期的標誌：著名作家三島由紀夫率領“盾之會”成員闖入陸上自衛隊駐地，發表演說號召發動兵變推翻和平憲法，失敗後切腹自殺。 3. “新軍國主義”的成型期（安倍-高市時代） 這是右翼思想徹底國家化的關鍵階段。通過渲染“中國威脅”和“存亡危機”，右翼政客推動通過了“安保三文件”，將防衛費提升至GDP的2%（約11萬億日元），并解禁武器出口。此時的右翼已不再滿足於街頭宣傳，而是直接通過內閣決議，將國家推向“能戰國家”的軌道。 高市早苗長期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強征“慰安婦”等歷史事實，聲稱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侵略行為是“自衛戰爭”，她上台後，公然在國會發表所謂“台灣有事有可能造成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日本可行使集體自衛權”，暗示日本可以武力介入台灣問題。不僅如此，其內閣還擴大軍費開支，進一步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則，試圖擴大殺傷性武器的出口，而且還改組自衛隊，加快修憲進程等，日本再軍事化明顯。 四、靖國神社：右翼的“精神聖殿”與政治風向標 作為日本軍國主義象征的靖國神社與日本右翼有著密切的關係，絕非簡單的“祭拜場所”，而是意識形態的策源地和政治忠誠度的試金石。 首先，它是日本歷史修正主義的實體化。 靖國神社裡面不僅供奉著14名甲級戰犯，而且靖國神社游就館的展覽叙事本身，將侵略戰爭美化為“自衛戰爭”和“解放亞洲”，這與右翼的歷史觀完全同構。參拜靖國神社，本質上是對侵略歷史進行“翻案”的象征性行為。高市早苗上台前，多年來一直參拜靖國神社，而且還揚言“上台後也不會顧及中韓等國家的臉色，會繼續參拜”。只是上台以後，特別是因為所謂“台灣有事”錯誤言論導致中日關係迅速緊張，迫於各方壓力，去年12月份沒有再去參拜，不排除她以後還可能會參拜。 其次，它是日本跨黨派右翼的集結號。 “大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之會”是日本政壇最大的右翼議員聯盟。自民黨、日本維新會等不同黨派的右翼議員在此達成共識，利用參拜活動鞏固“價值觀同盟”，并向選民展示其“愛國”人設。 再次，它是日本國家政策變化的信號。 首相及閣僚的正式參拜，往往伴隨著防衛預算的暴漲或安保政策的激進調整。它標誌著右翼意識形態已從民間訴求，上升為國家的“政治正確”。2024年4月，前海上自衛隊海將大塚海夫出任靖國神社第十四代宮司，成為靖國神社歷史上首個由退役自衛隊將領擔任的最高神官，標誌著自衛隊與靖國神社的深度“牽手”。（未完待續）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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