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董觀志：認知升級才能破解AI時代的群體性內卷目前，正當國內高考進入公佈成績和填報志願的關鍵階段，國家統計部門發佈了國內靈活就業人員達到3.2億人、占勞動人口比例超過四成的權威數據。一石激起千層浪，把社會就業不確定性的群體焦慮直接轉化成了填報高考志願的個體壓力。各種媒體給出的解釋大同小異，主要是技術迭代煥新偶遇了經濟周期轉型，導致適合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崗位越來越少，大學生就業難已經成為一個現實的社會性問題，衝擊著考生和家長的學歷意義感，從而陷入了擔憂階層分化的內耗螺旋。 真相從來不是看起來的那麼簡單！認真深究起來，把大學教育、就業崗位和社會階層之間的複雜關係簡化為技術悲觀主義的認知邏輯，才是焦慮、虛無感與群體性內卷的根本原因。 一、AI難以改變社會分工的金字塔結構 技術迭代永無止境，社會形態亘古如斯。縱觀人類文明史，從農耕技術到機械技術，從電氣技術到信息技術，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只是優化了社會運行的效率框架，卻不會顛覆金字塔式的社會分工結構。具體而言，就是社會總體形態保持相對穩定，快速更迭的只是圈層內部的人群位次。階層流動與人群更迭的決定性要素，從來不是技術工具，而是主導個體行為的認知能力。AI時代同樣遵循這一規律，AI本質上還是技術工具，它只是更高效的生產輔助工具，能够快速生成方案、複刻模板、完成事務性執行，卻無法決定人如何使用工具與為何使用工具。真正拉開人與人差距的，是駕馭AI的認知能力與行動策略，是獨立思考還是盲從跟風的思維邏輯。儘管AI不會直接重構社會階層，卻會加速知識體系的迭代重塑，放大人與人之間的認知鴻溝，從而堆叠社會分層的意識形態力量。顯然，靈活就業人員規模化增長，不能簡單地聚焦於“大學教育已經過時了”的網絡梗，恰恰相反，應該是我們的硬件（理性精神）和軟件(認知模式）嚴重過時了。 二、認知層級決定技術紅利的轉化極限 技術的本質是一種“資源釋放機制”。在AI時代，決定個體命運的不再是技術的極限，而是我們能否升級認知操作系統，通過人機協同指數級地變現人生意義的社會價值。當下，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正在接管各行各業的工作崗位，人云亦云的低認知者將AI視為捷徑，習慣於直接套用現成模板和照搬行業爆款方案，在低門檻的賽道里陷入同質化厮殺，算法推送製造流量盲從，風口炒作催生跟風創業，認知分化正在讓群體性內卷愈發尖銳。獨立思考的高認知者將AI當作杠桿，著力構建知識體系和優化思維邏輯，系統提升原創思考、戰略判斷、資源整合等高價值的創造能力，讓認知升級轉化為突破群體性內卷的核心競爭力。因此，AI時代的社會分層邏輯并未改變，只是在從體力轉向認知的分層維度中加快了分層速度。技術紅利不會自動流向勞動者，唯有具備獨立思辨能力的高認知者才能將技術增量轉化為個人的資本增量。 三、個體自我覺醒才能突破認知的分層困局 從農耕時代到AI時代，變的只是生產工具，不變的是“認知決定層級”的社會運行法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百年之前先賢們提出來的認知升級指南，依然是破解AI時代認知困局的最優解。當四成勞動者進入靈活就業賽道，當算法推薦成為主要信息來源，群體性盲從的風險前所未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價值也前所未有。獨立之精神體現在對標準化解決方案的批判性審視，自由之思想表現為對個性化創新路徑的開拓性探索。靈活就業者從事務性執行轉向策劃、資源整合等高價值環節，核心不在於掌握更多AI操作技能，而在於培養問題重構能力、跨界整合能力與價值變現能力。在AI浪潮下，想要規避算法裹挾與從眾陷阱，關鍵在於個體穿越認知壁壘，擺正人與工具的主次關係，才能突破同質化的社交圈層，不被算法流量與行業風口牽著走。堅持先明確問題的本質邊界、價值訴求與約束條件，再校驗算法的信息來源、邏輯框架與適用場景，然後才是合理運用AI開展具體工作。這種認知升級，才是從自然賦予的人力資源蝶變為賦能社會的人力資本的根本路徑。 四、創新制度供給夯實認知升級的價值導向 突破AI催生的認知分層困局，不能只依靠個體自救，更需要企業、產業與公共治理的系統性協同。企業作為用工主體，破局之道在於：一是以“模仿沒有溢價，創新才有未來”為企業制度設計的價值導向，人才培養和業績考核從重工具操作轉向思辨能力、創新決策、方案校驗的思維建設，提高原創價值在考核中的權重。二是在項目評審中設置反向論證環節，規範要求團隊呈現方案缺陷與替代路徑，從制度上規避集體扎堆追逐網紅項目。三是建立技術增量的收益共享機制，通過項目分紅和業務收益共享等方式，讓靈活就業者參與剩餘價值分配，為獨立思考的高認知者拓展收益上升空間。 應對AI時代剩餘價值再分配的現實挑戰，有為的政府應當是充分供給守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契約性制度，有為的治理應該是以公共政策守護個體認知升級的生存土壤。這意味著政府角色從直接干預者轉向制度供給者，夯實技術紅利的再分配機制，讓公眾參與更深層次的治理過程，確保技術紅利不被資本單向攫取甚至壟斷。面對AI重塑就業市場與靈活就業常態化的新形勢，公共服務的重心亟待轉型：一是職業培訓從重技能操作轉向思維能力建設，將批判性思維、問題定義能力、創新方法論納入靈活就業群體的培訓核心內容，從源頭治理盲目跟風與模板化內耗。二是補齊靈活就業社保與收益分配製度短板，建立技術紅利在資本與勞動者之間的平衡機制，通過完善稅收調節、平台責任界定、集體協商制度，遏制階層快速固化的原動力。三是完善勞動力分層分流機制，優化創新人才評價扶持政策，引導從業者擺脫群體性思維裹挾，著力拓寬普通人的上升通道。 歸根結底，人工智能只是一場技術層面的生產力革命，它不會直接重構社會結構，卻會加速認知能力的分化篩選。唯有認知升級，堅守獨立之精神，涵養自由之思想，加強制度層面的兜底保障與正向引導，才能讓認知升級的個體突破群體性內卷，在AI時代掌握階層流動的主動權，在技術迭代中實現自我價值的持續躍升。如此這般，考生和家長們在填報高考志願的時候，就會更加自信地選擇公認的好大學，更加從容地填報興趣所在的好專業，至於大學畢業之後是靈活就業還是固定就業，都將是分享技術紅利的樂觀主義者。 （作者董觀志 係暨南大學旅遊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中國新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美國楊伯翰大學訪問學者，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錢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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