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8月20日電（記者 王豐鈴）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18日在堪培拉與澳大利亞談成防務合作，未來10年，日本可用澳大利亞發射場試射遠程導彈，並為澳方共同開發新型艦艇。小泉下一站訪印，擬與印度談出口艦用通信設備。

日本陸上自衛隊演練  圖源：新華社

小泉進次郎當天在澳首都堪培拉與澳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理查德·馬爾斯會談，就日本自衛隊為所謂“強化反擊能力（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在澳境內試射遠程導彈事宜達成一致。

澳方提供“戰略縱深”解決日本本土試驗限制，允許日本自衛隊未來10年利用澳境內試驗場，試射高超音速導彈等遠程武器。雙方還同意進一步擴大防務裝備領域合作，包括推動澳方引進日本的升級版“最上”級護衛艦等，最初的3艘由三菱重工在日本本土製造。

日本8月初發布的《防禦白皮書》已將國民經濟與軍工體系深度捆綁，日本官員勢必積極走訪各國，推銷日軍工產品簽“大單”。據日媒報道，小泉訪澳的下一站是印度，將尋求擴大日印聯合軍演，並向印度出口用於驅逐艦的“獨角獸”通信天線。

青年日本問題學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陳洋在接受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專訪時對以下問題作出解析：

1、為什麼日本如此迫切需要在海外獲得導彈試射場？

陳洋：日本需要通過獲得的海外導彈試射場，來掌握相關數據、了解對方國家的具體需求，以及了解掌握本國導彈在海外發射時候的相關情況，以此來不斷地改進、升級本國研發的導彈，進而進行對外銷售，或本國使用。

日本迫切爭取海外導彈試驗場，不是因為日本憲法簡單地“禁止試射導彈”，而是因為日本正在發展射程更遠、速度更快、平台更多的防區外打擊體系，而日本狹小的本土空間越來越無法滿足這種武器從研發到實戰驗證的全過程需求。

2、日本軍工發展規劃是怎樣的？

陳洋：首先，用財政扶植軍工企業，是為了刺激本國軍工企業的發展，通過具體的資金來支援這些企業進行尖端武器的設計與研發，進而更好地服務本國的軍事需求。

其次，通過扶植軍工企業，壯大日本軍工產業整體的發展。在當前日本經濟缺乏新的長期增長牽引的背景下，日本政府顯然是想要將軍工產業打造為新的經濟增長極，而第一步就是需要促進本國軍工企業的發展，企業發展帶動產業整體發展。

最後，擴大海外武器裝備銷售網絡。通過與別國共同研發，或加速推進本國武器裝備的出口，日本的核心目的就是要擴大本國武器裝備的銷售網絡、品牌價值，而一件件武器裝備出口，日本賣出去的並不僅僅是武器裝備本身，還包括相關的人員培訓、後期維護維修等，這就能形成一個軍事合作抓手，進而讓日本強化與相關國家的安保防務合作，乃至雙邊關係。

3、日本正從“賣產品”到“共同開發”，日本軍工出口從“一次性銷售”到“體系化輸出”升級？日本是否正在構建一個以自己為核心的、平行的地區安全架構？

陳洋：是的，這一變化值得高度關注。日本軍工出口正在從過去的“賣裝備”向“共同研發、聯合生產、技術轉移、長期維護和體系互操作”延伸。2026年日本進一步放寬防衛裝備出口限制，允許更多致命性武器出口，並為共同開發、共同生產項目打開空間；澳大利亞“最上”級護衛艦合作等項目，已經體現出這一趨勢。

這意味著武器出口對日本而言，已經不只是賺取軍工訂單、消化產能的經濟工具，而正在成為綁定安全夥伴、擴大軍事影響、塑造地區安全規則的戰略工具。

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可能藉此形成“裝備出口—聯合研發—軍事互操作—情報共享—安全合作”的鏈條，把澳大利亞、菲律賓、印度、新西蘭等夥伴逐步納入自身主導的安全網絡。

4、日本為何急於發展遠程導彈？擁有自研的先進遠程導彈，對日本來說，意味著什麼？對鄰國、東北亞來說，又意味著什麼？

陳洋：日本急於發展遠程導彈，表面上是應對所謂“周邊安全環境惡化”，更深層則是日本軍事戰略從“專守防衛”向“遠程威懾、反擊能力”轉型的重要支撐。

擁有自主先進遠程導彈，對日本意味著軍事能力和戰略自主性的雙重躍升：既能擴大自衛隊作戰半徑，也能減少對美國遠程打擊裝備的單純依賴，並帶動制導、衛星偵察、雷達、通信、發動機等軍工產業升級。

但對鄰國和東北亞而言，這絕非好事。當日本擁有更遠射程、更高速度和多平台發射能力後，其軍事威懾半徑將明顯擴大，很可能促使周邊國家增加導彈、防空反導和預警力量，形成新的軍備競逐。

5、日本軍工，當前實力如何？

陳洋：日本軍工的真實水平可以概括為：技術實力強，但產業規模和體系韌性仍是短板。其優勢在於日本擁有完整的先進製造業體系，在精密機械、電子元器件、雷達、紅外傳感器、艦艇和航空裝備等領域具有較強技術積累。但日本軍工長期受訂單規模小、成本高、市場單一、企業盈利能力不足制約，不少企業甚至退出防務業務，供應鏈和專業人才傳承也面臨壓力。

6、有觀點認為，這種地理擴張方向與二戰時期日本軍國主義的“南進”路線高度吻合。日本正在復刻當年的擴張邏輯？

陳洋：不能簡單說日本正在“複刻”二戰時期的擴張邏輯，但確實出現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結構性相似之處。今天日本與澳大利亞推進的並非領土擴張，而是以軍工合作為紐帶的安全與軍事影響力向西南太平洋延伸。在一定程度上，這與日本戰前“南進”的地理方向有某種表面上的重合，但時代背景、制度環境和行為性質不能簡單等同。

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其背後的邏輯變化：從國內防禦向域外軍事存在延伸，從單純裝備出口向軍工、基地、訓練、情報和供應鏈一體化合作轉變。一旦這種網絡不斷向澳大利亞、菲律賓、新西蘭等方向擴展，日本輸出的就不再只是武器，而是一套軍事標準、作戰體系和安全規則。因此，與其說日本正在機械複制當年的“南進”，不如說其正在形成一種沒有領土占領、卻具有軍事網絡擴張特征的新型“戰略外延”。

7、日本再度將國民經濟與軍工體系深度捆綁。這和日本在二戰前的“舉國軍事化”路徑、“總體戰”體制有何異同？

陳洋：嚴格來說，把今天日本的軍民關係直接稱為二戰前“總體戰”體制的翻版，並不嚴謹。戰前日本的“總體戰”是以戰爭動員為核心，由國家統制經濟、軍部主導工業生產和資源配置，服務於全面對外戰爭；今天日本仍存在議會政治、市場經濟和法律約束，二者不能簡單畫等號。

但相似的結構性趨勢確實值得警惕。此次澳大利亞11艘新型護衛艦項目，首批3艘將在日本由三菱重工建造，後續艦艇則計劃在澳大利亞建造。這意味著日本軍工出口已經不只是企業接訂單，而是由政府、防衛省、軍工企業和供應鏈共同參與的長期國家項目。

因此，更準確的說法是：日本正在形成一種“軍工—產業—科技—國家戰略”深度耦合的新模式。其危險不在於簡單複制當年的“總體戰”，而在於軍事需求正在越來越深地進入產業政策、科技政策和經濟政策。當軍工訂單成為拉動產業升級的工具、武器出口成為拓展戰略影響力的手段時，軍事體系與國民經濟的邊界便會逐漸模糊。這種趨勢如果持續強化，確實可能為日本軍事力量擴張提供更強、更持久的經濟基礎。（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