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31日至9月1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阿什維爾舉行。這場本應聚焦全球經濟增長與債務問題的會議，最終卻未能發表常規的聯合公報，僅由輪任主席國美國發布了一份主席聲明 (chair’s statement)。聯合聲明為何落空？美國強調“貿易不平衡”一説，該論述到底有何謬誤？其他國家態度如何？本文將逐一解析。

一、聯合聲明何以未能發表？

G20奉行的原則是協商一致——若要發布聯合聲明或公報，就必須得到全體成員同意，但凡任一成員國意見相左，該文件就不能以聯合名義發布。此次會議的主席聲明指中國不贊同該文件的四個段落：第4段明言需要保持關鍵供應鏈的平順運行，點出霍爾木茲海峽乃至全球航運安全對維持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第10及11段聚焦全球經濟失衡，認同各國應採取行動，撤銷加劇失衡的非市場政策，而長期外貿順差龐大的經濟體尤其應該消弭遏抑國內消費及導致經濟增長過於倚賴出口的扭曲因素；雖然內容亦提到逆差國應設法提振國內儲蓄率及改善財政，但言辭及篇幅上似乎更側重順差國的責任。至於第13段所關注的則是主權債務重組安排。

中國官方媒體其後有文章闡明中方的反對是基於三項原則性理由：第一，“不能先下結論再找證據”。第二，“不能把多邊平台變成單邊施壓的工具”。第三，“不能把發展議題異化針對特定國家的歸責”。

由於中方對前述內容表示異議，各方未能達成共識，發佈聯合公報一事告吹。然而，G20財長會議未能發表聯合公報並非首例：該會議近年曾多次因俄烏衝突等種種分歧，改以主席總結 (chair’s summary) 或主席聲明代替聯合公報，而將此次事件簡單歸結為中國的原因，亦未免武斷。

8月31日至9月1日，二十國集團（G20）在美國阿什維爾召開今年第二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出席會議並發言。圖源：中國人民銀行

二、美國“貿易不平衡論”的漏洞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 (Scott Bessent) 在會前便將中國2025年約1.2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作為核心論據，倡議G20成員國重新審視對華貿易條款，但此説法在國際經濟學視角下存在明顯漏洞。

首先，該論述忽略了開放經濟 (open economy) 的儲蓄—投資恆等式。美國的經常帳戶逆差本質上反映其國內儲蓄率長期偏低與財政赤字迭增的結構性問題，直接將貿易失衡歸因於貿易夥伴的出口行為，委實有本末倒置之嫌。再者，該論述將焦點落於貨物貿易，卻對服務貿易領域的情況緘口不提——美方在該領域對中方長期享有可觀順差，尤其是在教育、知識產權使用費及金融服務等方面。同時，美方對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更是直接限制了其自身具有比較優勢的商品的對外輸出，此政策本身已對貿易平衡產生扭曲。

至於美國財長所稱的“19個成員國均同意處理廉價出口問題”同樣存在嚴重簡化。歐洲多國、日本、韓國及印度等成員國選擇應和此番論述，背後更多是現實利益考量，簡言之，該説法或多或少道出了各國的集體焦慮。話雖如此，贊成討論貿易平衡問題並不等同通盤支持美國對中國的全部指控，美國的關稅政策及其衍生的不確定性也是不少成員國的憂慮源頭。且不提G20本就不存在投票機制，二十國內部的利益分歧遠比“19對1”的簡單敘事複雜，這從俄羅斯財政部長出席本次會議一事已可見一斑。

三、中國出口及對外投資對其他經濟體的重要性

中國出現貿易順差是市場供求的結果，欠缺貿易夥伴的殷切需求，何來亮眼的出口表現？在高度分工的全球化世代，中國出口承擔著超越雙邊貿易的結構性功能。

首先，中國囊括聯合國國際標準行業分類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of All Economic Activities) 中全部工業門類，其完備的配套能力與規模經濟效應，使其能夠在外部衝擊（諸如自然災害、疫症大流行、地緣政治衝突）發生時，迅速填補局部供給缺口，具有為全球經濟體系提供“備用產能”的公共產品性質。其次，中國出口質優價廉的消費品與生產設備，長期對全球通脹率產生抑制效果，為無數消費者乃至生產商緩解了成本壓力。另外，中國出口的不只是最終消費品，更涵蓋大量資本貨品 (capital goods) 和中間產品，這些產品承載著生產技術與製造標準，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相對低成本的技術獲取途徑，加速了後發經濟體的工業化進程。僅僅強調出口順差對貿易夥伴的危害而對出口商品本身的重要性避而不談，這不是單方論證 (cherry picking)？

某些觀點認為中國出口會掠奪其他國家的工作機會，這是忽略了全球產業分工的深層邏輯。中國出口的許多產品，實際上是全球供應鏈合作的成果：中國往往負責組裝和製造環節，而研發、設計、營銷及品牌管理等高附加值環節卻仍由發達國家主導。中國融入全球產業鏈，實際上是與各國形成了互補而非替代的關係。

再則，製造業的就業格局一直深受自動化影響，諸多原本由低技術勞工完成的工序轉而由效率更高的機器完成，這是技術革新的大環境下應運而生的商業決定，過程中出現崗位流失情況在所難免，卻並不意味著就業機會永久減少，關鍵在於如何適應，中國的經驗正是例證：製造業越發自動化的同時，勞動市場並未崩潰，反而高端製造業和服務業湧現新的就業機會。就業結構轉變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逕直跳過其他影響勞動市場趨勢的因素，而將職位流失的源頭與順差國出口劃上等號，不僅忽視了技術進步的深層影響，還遮蔽了各國自身產業升級的內在需求。

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投資更為其他經濟體帶來發展契機。從產業鏈升級的角度，中國投資往往填補了東道國在特定產業環節的空白，促進其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匈牙利、塞爾維亞及哈薩克斯坦等國的實例證明中國投資不僅帶來資本，更引入營運管理標準和本土技術人才的系統性培訓，此乃典型的能力建構投資。這些投資不只是資本輸出，更包括技術轉移、人才培養和產業能力建設。中國企業正從“產品出海”逐漸向“產業出海”邁進，持續為各國經濟發展增添動力。

結語

G20聯合聲明泡湯，揭示大國競爭下多邊合作機制的脆弱。美國試圖將雙邊經貿矛盾轉化為多邊壓力，中國則堅持全球失衡問題不能簡單歸咎於出口。其他國家有各自的利益考量，並不意味著全盤認同美國的對華指控。

在全球產業鏈深度融合的此刻，中國的出口為世界提供了價廉物美的產品和穩定的供應保障，中國的對外投資亦為各國帶來了就業機會和產業升級。將貿易不平衡粗率地歸咎於中國，非但不符合經濟全球化的基本邏輯，而且無助於解決各國自身的結構性問題。真正的出路在於各國共同推進結構性改革，惟協作的前提是互信，相互抱怨，推諉責任不過是為前路增添障礙。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通社特約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新亞書院副院長，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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