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7月18日電　（記者 王少喆）要跟上多變的特朗普，一直是一項艱難的任務。近日，中美圍繞貿易戰、芯片戰的尖銳對立有所緩和，英偉達獲準向中國出售“減配”的H20高性能芯片，而特朗普則在公開場合稱讚中國在芬太尼管控上對美國的“幫助”。有消息稱，中美原本為暫停關稅戰設立的期限，有望進一步延長。有媒體甚至提出，中美G2“共治世界”的模式可以重啟。中美關係目前真的恢復常態了嗎？特朗普個人的多變特質會對此產生何種影響？香港中通社、香港新聞網就此書面採訪了國際政治學者、時事評論員董健，採訪全文如下：

1、近日中美芯片戰緩和，特朗普亦稱讚中國對芬太尼管控，有媒體稱G2可能重啟，如何看？

答：特朗普政府上台後，美國以芬太尼問題為藉口，主動針對中國發起了激烈的關稅戰，將中國商品進口稅提高到了145%的水平，而中國在美國幾次上調關稅的同時，也針鋒相對地將美國商品進口關稅提高了125%。至於提高稅率較量之所以暫停，也並非是中國認輸，而是在125%的關稅之下，美國商品出現在中國市場的價格已經完全超出了市場的承受力，繼續追加關稅會完全成為字面游戲。

而後，中國針對美國以“關稅”為核心的貿易戰，采取了變招應對的方式，諸如以限制某些戰略金屬的出口，讓美國高端製造業不得不面對供應鏈危機等等。

從這個背景可以看出來，所謂芬太尼問題其實本來就是美國強行拿來作為“貿易戰”的藉口而已。美國是世界最主要的芬太尼濫用國，至於這件事的成因其實也是美國自己造成的問題，這裡姑且不多說。

必須說明的是，美國黑市的芬太尼基本來自於墨西哥販毒集團控制下的地下工廠，而美國不但無力通過國內執法有效的打擊毒品黑市阻止芬太尼擴散，而且還無力進行有效邊界管控阻止芬太尼被走私入境。

在這個背景之下，美國指責中國作為化工產品大國，對於可以被用於合成芬太尼的化學產品管控不力，需要對美國芬太尼泛濫負責，本身就頗有滑稽色彩了吧？

作為可以全化工合成毒品，芬太尼有若干種合成路線，而且還有大量可以起相同作用的各類衍生物，合成者可以利用許多本來在正常印染、製藥甚至采礦企業大量應用的常規化學品作為原料，進行合成。

因此，對於易於被用作合成芬太尼的各類化學品全面管制的難度相當不小，需要中國政府部門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相當於中國為美國政府的禁毒工作承擔了相當的成本，並且對中國化工企業正常經營帶來諸多負面影響。

即便如此，出於合作的誠意和禁毒的國際義務考慮，中國政府仍然將芬太尼相關品類的化學品進行了“全類列管”。

美國卻仍然指責中國在芬太尼問題上不够合作？

那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要當做貿易戰的藉口而已了。

中國在美國發起貿易戰之後，針對中美合作管制芬太尼問題也采取行動，中止了與美國相關的合作交流。

現在想來美方也確實認識到了，中國前面負責任的合作態度和現在反制態度之下，美國自身應對芬太尼問題的困難系數頗為不同，再利用此事作為藉口，受傷的只能是美國。

美國總統特朗普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

芯片問題其實也有相似性。

美國確實擔心，因為向中國出口類似英偉達H20等可以用於人工智能開發項目的高性能芯片，未來中國在人工智能這個新興產業上取得對美優勢，甚至於如果相關項目用於軍事目的，會嚴重削弱所謂的美軍軍事優勢。

因此美國在三個月前，以“危及國家安全”作為理由禁止了這個芯片向中國出口。可是有意思的在於，時隔三月美國財政部長又公開表示美國主動放棄這個禁令，因為目前中國已經可以自行生產性能類似的芯片了……

與之呼應的一個有意思的背景是，因為中斷對華出口，目前英偉達公司積壓了40億美元的相關芯片存貨。

在全球範圍內，美國向世界諸多國家發起的貿易戰，目前看來成果寥寥，而各種負面後果卻正在逐一浮現。諸如因為中國商品的不可替代性，美國的加徵關稅直接導致國內物價繼續上升等等……

很顯然，緩和跟中國的貿易關係，目前對於美國是有好處的，對於特朗普政府來說也是改善自己政績成績單的合理選項。那兩個被當做貿易戰抓手的問題，被暫時放下是毫不奇怪的。

至於說到“G2”問題，在中美兩國合作良好的2008年左右，是由一些美國極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諸如布熱津斯基和基辛格等提出的。他們的構想就是中美之間，中國提供廉價低端商品，而美國把控高端商品，實現雙方互補，而後中國用自己貿易順差以購買美國國債模式，承擔美國債務，通過這種模式的“經濟共生體”作為基礎，中美兩國在諸多國際問題和事務上采取合作和分享利益的模式。

其實，這在本質上還是想通過一種機制性建設把美國對華優勢永久固定下來。

這既是美國開始缺乏戰略自信的表現，也是想通過柔性手段“馴化”中國的一種嘗試，消解未來可能中國對美國霸權地位形成的挑戰。

很顯然，美國自己對這個模式都是沒有什麼信心的，因為隨後的金融危機中，中國協助美國穩定住經濟和美元地位的同時，美國拋出了“亞太再平衡”理論，試圖用加大軍事壓力的方式迫使中國服從美國。

現如今不論是從中美兩國的互相認知方面，還是從中美力量對比變化趨勢來看。舊話重提，顯然不具備太多討論價值了。

2、中美競爭前景可能受到特朗普的哪些個人特質的影響？

答：在美國人自己的認知中，特朗普作為政治人物出現並且入主白宮，這是違背常規的。他的支持者期望他能够打破“常規”帶來變革，他的反對者則試圖用“常規”消解他的政治地位，至少對他有效“規訓”。

這種美國美國國內政治的撕扯，導致了我們在過去的八年內看見了種種“美國歷史上史無前例”。

具體到特朗普個人作為總統采取行政行為的時候，他首先無法按照過去的“常規”獲得人力資源支持，各種成熟的政策擬議商討以及最後決策模式幾乎都不能用了，這就也決定了他的政策制定過程和執行過程必然跟歷屆美國政府有極大不同。

另一方面，他的政治基礎和與自己政治基礎溝通方式也與歷屆美國總統完全不同，比如極大倚重“推特治國”模式等等。

綜合以上因素，其實特朗普面臨快速拿出顯眼的政治成績單的壓力要比他所有的前任都大。

另外加上特朗普既往從商的習慣模式，這就決定了他多數政策的出台看起來很突然，其尺度看起來會很極端。

還是因為上面說過的原因，這些政策成熟度和適用性往往很成問題，在實行的過程中遇阻反彈就是更常見的了。

而特朗普能作為一個政治異類入主白宮，他的智力水平絕對不能被低估，應當相信他有足够的敏銳性和認知能力發現自己政策遭遇的問題。

所以，經常出現的“TACO（特朗普總是退縮）”是毫不奇怪的。而且，他對於自己過去成功的自信又可能導致，他在發現任何“機會”的時候，絕不放過甚至包括背棄前面做出各種承諾……

美國人對他的評價“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確實此言不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