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1月23日電  近日，中日圍繞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灣有事”的發言攻防持續。那麼，高市早苗究竟說了什麼？她的言論為何會引起中國如此強烈的反制？

【高市說了什麼？】

11月7日，日本新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首次回答議員質詢，她被問到：“台灣有事”，也就是台海發生武力衝突時，哪些情況會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

高市早苗據稱在此時脫離了原本為她擬定的答案，明確表示如果發生“對台灣進行武力攻擊，以戰艦進行海上封鎖”等情況，就可能“構成武力行使”，也就是日本可能軍事介入。

高市此言一出，全場大嘩。因為這是日本在任首相近年來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表示，試圖武力介入台灣問題。

事實上，所謂的“台灣有事論”在2021年3月已經浮現。當時，日美舉行安保會議，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就曾提及“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雙方並言及所謂的“共同協防台灣”。當年12月，當時已從首相位置上退下來的安倍晉三拋出了“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言論，成為高市此次發言的重要背景和先導。

不過，就連推動“台灣有事”論最積極的安倍晉三，也沒有明確提出日本軍事介入的具體場景。可以說，“模糊處理”是日本曆屆政府對台灣問題的一貫做法，直到高市現政府打破“慣例”。

日本政界也有聲音認為，高市此次表態把日本政府一直“只做不說”的事情擺到了明面上，而且告訴對方“如果發生何種情況，日本會這樣做”，反而是減少了“戰略模糊”帶來的威懾力。

在民意方面，日本民眾對高市“台灣有事”言論的看法分裂。《共同通訊社》的民調顯示，有48.8%的受訪者表示“贊成”高市的發言、44.2%的受訪者表示“反對”。可以看出，高市早苗的發言得到了部分民眾的支持，但並非日本社會的多數共識，更多反映了右翼保守派的觀點。

另一方面，作為日美同盟的另一方，特朗普政府當前對台海可能發生的危機仍保持“戰略模糊”的做法，未具體表示軍事介入的條件。因此，也有意見稱，高市此舉是要把美國拉下水，更積極介入台灣問題。在高市發言後，特朗普迴避了對發言的評價，甚至饒有深意的表示美國的“一些盟友不是我們的朋友”，對高市的做法態度並不積極。

【“台灣有事”論的歷史根源】

高市早苗之所以會無顧忌地發表如此一番涉台言論，據稱與高市政府新上台，日本誕生第一位女首相等因素帶來的暫時的高支持率有關，她認為在這一背景下，可以在台灣問題上採取更直接和更冒險的表達方式。不過，這隻是表面原因，深層次的原因則是在日本保守派心中根深蒂固的“台灣是日本的勢力範圍”的思想。

早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陸軍之父、後來做過首相的山縣有朋就曾提出“主權線”和“利益線”的理論，將朝鮮半島和台灣定義為日本的核心利益線，將台灣視為“永固皇國南門”的戰略要地。日本正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挑起了甲午戰爭，從清朝手中奪取台灣和澎湖列島，從而實現了向亞洲大陸擴張的第一步。

甲午戰後，日本對台灣進行了五十年的殖民統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才被迫歸還台灣。但此後，日本政府一直與台灣當局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在日本政壇也長期存在著一個親台反華的“台灣幫”，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首相和他的胞弟佐藤榮作首相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其中，岸信介就曾與美國簽署新《日美安保條約》，將台灣問題與日本國家安全明確掛鉤。

安倍晉三繼承了其祖父的政治基因，成為“台灣幫”的要員，並在其卸任後不久，即提出“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即日美同盟有事”的說法，為軍事介入台海埋下伏筆。而作為安倍悉心培養的接班人的高市早苗，繼承了安倍的“台灣有事”論，並進一步將其清晰化，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國際政治學者、日本問題專家郭麗向香港中通社指出，日本對台灣長達50年的殖民統治不僅給台灣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印記，也對日本的對台心理刻下了深深的宗主國印痕。日本右翼勢力始終將台灣視為“帝國遺產”，部分政客甚至美化殖民歷史，聲稱“台灣是日本帝國的榮光”，這種扭曲的殖民記憶成為其干涉台海事務的心理基礎。

高市早苗 圖源：央視新聞

【日本說的“存亡危機事態”是什麼？】

高市早苗此次涉台發言中，有一個關鍵詞“存亡危機事態”。這是前首相安倍晉三在2015年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時提出的一個“概念”，其定義是“與我國有密切關係的他國遭到武力攻擊，因此威脅到我國的生存，從根本上顛覆了我國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明確危險事態。”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可以行使集體自衛權，也就是說，可以向盟國美國提供軍事支持。

郭麗指出，本質上說，所謂的“存亡危機事態”，就是為日本突破戰後的軍事束縛的“敘事”準備，目的是為了解除日本憲法對軍事擴張和自衛隊“出海”的限制。事實上，在《新安保法》通過當時，很多日本憲法專家就對此持強烈反對態度，認為這一條款實際上超越了日本和平憲法第九條劃定的紅線，是明確的違憲。

而歷史上，日本也曾多次使用類似“存亡危機”的藉口發動對外戰爭。包括：

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日本以“朝鮮內亂危及日本安全”為由，出兵朝鮮。通過戰爭，日本擊敗清政府，強迫簽訂《馬關條約》，割占台灣及澎湖列島，勒索巨額賠款。

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日本宣稱俄國在遠東的擴張“威脅日本的生存與發展”，偷襲旅順港，挑起日俄戰爭，戰後獲得在中國東北的諸多特權。

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製造柳條湖事件，宣稱“滿蒙是日本生命線，其安全受威脅”，迅速侵佔中國東北，扶植偽“滿洲國”傀儡政權。

1937年爆發的全面侵華戰爭：日本以“中國軍隊挑釁威脅日本安全”為由製造盧溝橋事變，發動全面侵華，導致中國數千萬軍民傷亡。最終戰爭以日本無條件投降告終。

1941年爆發的太平洋戰爭：日本將美英中荷組成的“ABCD包圍圈”渲染為“扼殺日本生存的致命威脅”，宣稱需通過戰爭打破封鎖、獲取資源。偷襲珍珠港後，日本侵佔東南亞多國，但最終在美國原子彈打擊下戰敗，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

正是由於日本這些“似曾相識”的說法和做法，才使得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對於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說辭高度警惕，發起強烈反制。

【中國等戰勝國對前法西斯國家的懲戒權利】

在此次的“高市之亂”中，二戰的戰勝國中國對前法西斯國家日本的懲戒權利，也被媒體更多地提及，也就是“敵國條款”的問題。

所謂“敵國條款“，指的是《聯合國憲章》的第53條、第77條和第107條。其內容是日德意等第2次世界大戰時同盟國的敵國，如果反對戰爭已經確定的事項或者再次發起侵略行動，聯合國成員國可不經安理會許可直接進行軍事制裁。

由於台灣歸還中國的安排，是二戰後一系列國際安排確定的事項，如果日本反對這一事項，中國有權對其進行軍事懲戒。此前，在中日關於釣魚島的爭議中，就曾有媒體提及這一條款。日本政府在提及敵國條款時稱，“日本已經不應適用於該條款”，認為過去的軸心國日本和德國如今作為聯合國成員國發揮著重要的作用。1995年的聯合國大會曾通過決議，將啟動刪除該條款的工作。不過，修訂《聯合國憲章》，需要全部成員國的3/2以上，以及安理會“五常”在內的成員國的3/2以上國家同意，達到這一門檻並不容易。

目前，“敵國條款”仍然保留在《聯合國憲章》中。日本媒體曾在報道中承認，作為國際條約，只要該條款存在，就將持續發揮效力。

【中國官方嚴厲反擊的用意】

在“高市發言危機”爆發後，中國官方的反制措施陸續展開。從最初的外交交涉，逐步升級到旅遊警示、日本電影暫緩上映、部分官方交流暫停、中國海警恢復在釣魚島海域的巡航行動、解放軍在黃海進行實彈射擊等，反應激烈程度完全超出日方的預料。

中方此次堅決回擊高市的涉台言論，或有幾個原因。

第一，當然是因為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原話），是“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任何國家、任何組織或個人都“不要妄想在台灣問題上越界踩線而不用付出代價”。

第二，無論從國際法上，還是從民眾樸素的感情上，日本這樣一個對中國發動多次侵略戰爭、對台灣殖民統治五十年之久的二戰戰敗國的首相，公然表示意圖軍事介入台灣問題和兩岸統一，引起中國從政府到民間尤其的憤怒。

第三，近年來，民進黨當局持續勾連外部勢力，謀求推動台獨進程。而部分西方國家也加大了在台灣問題上介入的力度，包括派遣要員訪問台灣、軍艦進入台海敏感海域、推動台灣加入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等，這些都是中國政府非常警惕的。中方希望通過對高市劃出紅線的方式，讓外部國家看到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決心和力量，震懾其他敢於介入台海的勢力。

由於高市早苗目前仍堅持不肯收回發言，中方的反制預計會繼續加碼。而這些反擊，事實上也是意在阻斷外部勢力對台灣問題的介入、避免給民進黨當局以“有恃無恐”的錯覺，防止台海因“台獨”冒險行為陷入兵戈相見的危局，這實際上是一種“以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的預防做法。（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