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熊興：對台政策變了，因美在台灣對解放軍“毫無勝算”台灣問題觸及中美關係的敏感神經，而美國最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則顯露了其在台海問題上的戰略焦慮與力量困境。2025年12月4日，美國白宮發佈了特朗普政府的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2017年相比，此次報告在三個段落中八次提及“台灣”，將台灣問題作為美國在亞洲區域戰略中所謂“阻遏軍事威脅”的核心議題之一。報告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的地理位置“對美至關重要”，強調“威懾並防止衝突”是“優先事項”，並提出要與日澳等盟友通過“集體防禦”來應對台海局勢。 然而，細察文本可發現，美國對台政策表述出現了微妙但重要的變化。從以往“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表述轉變為“不支持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這一措辭的轉變，結合美國強調盟友需要分擔防務責任的說法，折射出美國對台政策的歷史延續性與現實調整。 美國歷史上多次考慮“棄台” 回顧歷史，美國多次在利益考量下調整對台政策，甚至有過“棄台”的考慮與行動。 1947年，杜魯門政府內部曾就是否“協防台灣”進行激烈辯論。1950年1月5日，杜魯門公開發表聲明稱，美國政府不會尋求介入中國的內部衝突。只是半年後朝鮮戰爭爆發，美國才改變立場派遣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 20世紀70年代，為聯華抗蘇，尼克松訪華時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卡特政府接受與中國建交三原則，與台灣“斷交、撤軍、廢約”。1979年元旦，中美兩國正式建交，《中美建交公報》明確聲明“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然而，中美建交僅三個月後，美國國會就通過了《與台灣關係法》，以國內立法的形式繼續承諾對台提供武器。這種矛盾做法揭示了美國對台政策的雙重性與投機性。 後冷戰時期，美國對台政策在“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間搖擺。1995-1996年台海危機後，美國內部出現了主張“戰略清晰”的呼聲。小布什上台後曾聲稱“將不惜一切代價協防台灣”，但這一立場並未轉化為實際政策。歷史表明，美國對台政策始終服從於其更大的戰略利益。
香港中通社資料圖片 特朗普第一任期以來對台政策變化 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間，將對台政策作為對華戰略博弈的重要籌碼。四年內數度對台軍售，總額達200億美元，幾乎與奧巴馬八年任期內的軍售總額相當。特朗普政府還大幅提升美台官員交往層級，取消美台官員交往的自我限制。2020年，美國衛生部長阿扎和國務院副國務卿克拉奇相繼訪台，後者成為41年來訪台層級最高的美國國務院官員。 拜登政府上台後，繼續強化“以台制華”戰略。拜登本人四次公開聲稱“美國要協防台灣”，並加大力度推動對台政策的“法制化”與“內政化”。2022年8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將美台高層互動推向新“高點”。拜登政府還聯合盟友在國際場合操弄台灣議題，企圖將台灣問題“國際化”。 而在此次《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強硬措辭的背後，可以看到美國戰略姿態的日趨謹慎。報告用“不支持”取代了以往“反對”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表述，並明確表示美軍不能也不應單獨承擔防衛責任，要求盟友分擔更多防務支出。這種“強硬與謹慎并存”的特征，反映了美國在台海問題上的戰略焦慮與力量困境。 兵推顯示美國對解放軍“沒有勝算” 美國對台政策的調整首先源於對中美實力對比變化的回應。隨著中國綜合國力和軍力的持續發展，美國意識到想永久鎖定對華軍事優勢已不現實。五角大樓的近十年兵推顯示，美國在中國周邊與解放軍發生衝突“沒有任何勝算”。中國周邊海空力量對比已開始對美國不利，美國再多預算也無法阻止中國在周邊地區和重大時發生時采取必要行動。美國國內債務高企與通貨膨脹的雙重困境，也迫使美國從全球霸權的傳統定位轉向區域性主導的新定位。在國際層面，美國需同時應對俄烏衝突、中東衝突及亞太戰略博弈的三重壓力，力量分散態勢明顯。 從美國對待盟友的歷史看，“始亂終棄”的例子比比皆是。1975年南越政權倒台時的“西貢鐵拳”和2021年美軍倉促撤離阿富汗的場景，都暴露了美國外交政策的功利主義本質。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理念強調責任分擔，要求盟國承擔更多義務。在台海問題上，美國正從傳統的“單邊安全承諾”模式向“多邊責任分擔”模式轉型，以減輕自身的戰略負擔。未來美國對台政策很可能繼續在“模糊”與“清晰”間搖擺。 隨著中美綜合實力對比的變化，美國日益傾向於采取“防禦性清晰”策略。即以強硬言辭維持威懾，同時通過拉攏盟伴分擔責任，規避直接衝突風險。美國正從傳統“輻軸式”同盟體系中的霸權國家，轉型為“網絡式”安全體系中的區域外戰略平衡者。在這一轉型中，台灣的角色也在發生變化，從美國眼中的“不沉航空母艦”轉變為全球戰略的“後院防火牆”。美國在涉台問題上從“戰略模糊”到“謹慎強硬”的變化，也正是其“心有餘而力不足”的一種體現。 （本文作者為湖北大學區域與國別研究院院長助理熊興，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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