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郭麗：從“牡丹社事件”到“防禦協作”，日本插手台灣的前世今生（上）2025年11月7日，剛當選不久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公然宣稱，如果“台灣有事，日本將可能行使集體自衛權”，暗示武力介入台灣問題，導致中日關係緊張迅速加劇。截止目前，高市政權不僅沒有表現出要撤回錯誤言論的跡象，反而在雷達照射問題等方面進一步抹黑中國，并進一步強化在日本西南諸島的軍力部署，擺出一副拒不認錯的架勢。 對於台灣問題，《波茨坦公告》、《開羅宣言》以及包括中日聯合聲明等中日之間的四個政治文件均有明確表述，即戰後日本要把竊取的台灣歸還給中國，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對此充分理解與尊重。中日建交後，日本政要也多次明確表示台灣問題系中國的內政，日本與台灣之間只保持民間關係。 既然如此，為何台灣問題一直是中日關係中一個始終繞不過的結構性問題呢？日本與我國台灣地區（以下簡稱“台灣”）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聯繫與糾葛呢？本文以時間為軸，分階段介紹與分析日本與台灣之間關係的前世今生。 一、早期：覬覦、試探與逐步侵佔 日本對台灣的侵佔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從覬覦、試探到逐步佔領的一個過程。 早在19世紀後半期，日本就開始覬覦台灣，并且有計劃分步驟地逐步實施，直到1895年通過《馬關條約》最終把台灣完全變成自己的殖民地，至二戰結束不得不歸還給中國，統治了台灣整整50年。 首先，通過牡丹社事件，試探清政府的實力狀況。1871年，琉球國漁民因海難漂流至台灣，部分人被當地牡丹社原住民誤殺。日本借此小題大作，宣稱琉球為其屬民，并於1874年5月派遣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率軍3000餘人進攻台灣南部，建立都督府，企圖長期佔領台灣，史稱牡丹社事件。清廷派船政大臣沈葆楨率軍增援，形成軍事對峙。雖然日軍因疫病流行而後援不繼，但最終通過英國調停，與清政府簽訂《北京專約》，獲賠50萬兩白銀後撤軍。該事件是日本明治維新後首次進行海外軍事行動，為其後續殖民台灣埋下伏筆。該事件充分暴露了清朝邊疆治理的薄弱與無能，刺激并增強了日本的擴張野心。 之後，日本佔領琉球，為後續殖民台灣埋下伏筆。琉球自1372年起成為明朝的藩屬國，後與清朝保持宗藩關係。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國力增強，開始推行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琉球因其戰略位置成為首要目標。1875年，日本派遣內務大臣鬆田道之到琉球，強制要求琉球停止向清朝朝貢，并改用日本年號，試圖切斷琉球與中國的宗藩關係。1879年，日本出動軍隊，將琉球國王尚泰強行押往東京，宣布廢除琉球藩，改設沖繩縣。 琉球被吞併後，琉球人不斷向清政府和西方列強求助，但當時的清政府腐敗無能，無力干預。這一事件不僅標誌著琉球王國的滅亡，也刺激了日本進一步擴張的野心，為後來的甲午戰爭與殖民台灣埋下伏筆。 二、甲午戰爭後至二戰結束前：殖民統治階段（1895-1945年） 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戰爭，1895年清政府戰敗，被迫與日本簽署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日本開始完全殖民台灣。 由於台灣距離日本較近，且具有很高的戰略與經濟價值，日本政府對台灣采取了相對系統的治理與開發。總督府實行了嚴密的行政體制，進行了土地調查、公共衛生建設、鐵路交通鋪設以及基礎教育推廣等所謂“現代化”的建設。時至今日，在日本人的集體記憶中，台灣依然是其“海外統治中最成功的殖民地”。 這種所謂“現代化”的背後，掩蓋的是殖民壓迫的現實。1895年《馬關條約》後，日本通過“總督府獨裁體制”實施高壓統治，1896年《匪徒刑罰令》導致近4萬台灣民眾在“治安肅正”行動中喪生。經濟上，日本推行“農業台灣、工業日本”政策，通過“米糖相剋”機制壓低稻米收購價，壟斷蔗糖出口，使台灣農民陷入貧困。文化上，1915年《台灣教育令》將學校分為日籍與台籍，1937年後更強制推行“皇民化運動”，日語普及率達71%，但代價是無數家庭被迫放棄母語。殖民末期，20萬台灣青年被強征入伍，3萬餘人喪生，這段歷史至今仍是兩岸民眾共同的傷痛記憶。這期間，台灣民眾持續進行武裝抗日，如1895年北部的客家人起義、1915年台南的餘清芳起義以及1930年的霧社事件等抗日活動，都給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擊。 另一方面，長達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也給台灣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不可忽視的是，日本在台灣留下了“秩序感”“清潔文化”以及“重視教育”等印象，對後來的台灣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以致到21世紀的今天，台灣依然有部分人親日、媚日，甚至以賴清德為代表的某些政治人物都在此列。台獨勢力企圖倚外謀獨，而在這些外部勢力中，日本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未完待續）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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