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月7日電（記者 王豐鈴）因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錯誤言論的惡劣性質和影響，中國商務部1月6日發布公告，當日起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圖源：新華社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回應表示，日本領導人近期公然發表涉台錯誤言論，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可能性，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性質和影響極其惡劣。

發言人指出，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擴散等國際義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等法律法規有關規定，中方決定禁止所有兩用物項向日本軍事用戶、軍事用途，以及一切有助於提升日本軍事實力的其他最終用戶用途出口。

中國2026年度《兩用物項和技術進出口許可證管理目錄》顯示，“兩用物項”逾千條項目，涵蓋化學品、電子設備、航空航天等多領域。根據管制條例，任何國家和地區的組織和個人，將中國產相關兩用物項轉移給日本組織和個人，都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此外，《中國日報》當晚援引消息人士報道稱，鑒於日本近期惡劣表現，中國政府正考慮進一步措施，對日針對性收緊2025年4月4日列管的中重稀土相關物項出口許可審查。

中方管制消息引發日本輿論高度關注，日經225指數期貨應聲下跌約1%。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木原稔拒絕評論措施可能對日本造成的影響。與此同時，日本外務省、經濟產業省和日本駐華大使館緊急聯絡中方，要求撤回管制。

青年日本問題學者、察哈爾學會研究員陳洋7日接受香港新聞網、香港中通社專訪，對以下問題作出解析：

1、本次管制對日本經濟影響有多大？

陳洋：我注意到，中國商務部1月6日發布的關於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的公告，受到日本輿論的高度關注，并且是今天（7日）日本各主要媒體的頭條或重要新聞。

所謂“兩用物項”，是指既可用於民用目的，也可用於軍事目的的物品、軟件和技術。結合起概念，不難發現兩用物項的涵蓋對象十分廣泛。事實上，日本輿論之所以高度關注，就在於中方沒有在公告中闡明具體哪些“兩用物項”將對日本進行出口管制。相較於明確的答案，這種模糊的表述才最讓日本方面焦慮與不安，心裡沒底。

自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涉台錯誤言論、嚴重破壞中日關係以來，日本方面就一直在擔憂中國可能對日本打“稀土牌”。盡管在此次中國商務部的公告中沒有明確提及稀土，但中方今後對日本進行稀土出口管制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且這種可能性并不低。事實上，稀土完全符合中方公告中的“兩用物項”，其既可用於手機電池製造（民用），也可用於導彈制導系統（軍用）。那麼，中方今後對日本進行稀土出口管制恐怕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此次中方的公告不僅是對日本某些關鍵產業的精準打擊，也將對日本經濟整體產生巨大且難以估量的現實影響。一來，如上所言，中方沒有在公告中明確具體哪些“兩用物項”將對日本進行出口管制，這意味著今後有可能是部分物品和技術，也有可能是物品、軟件和技術全部都對日本出口管制。日本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島國，在能源、原材料等方面高度依賴從中國的進口，中方公告的結果意味著日本今後將隨時面臨“被斷供”的風險，而這勢必將加劇日本經未來的不確定性。以稀土為例，我注意到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估算，假設中國對日稀土出口限制持續3個月，其結果是造成6600億日元左右的損失，促使年名義和實際GDP下降0.11%。如果持續一年，損失額將達2.6萬億日元左右，年名義和實際GDP將減少 0.43%。

二來，中方在關鍵資源方面的對日出口限制，不僅將影響日本具體的產業，也將帶來連帶效應。還是以稀土為例，日本至少一半以上的稀土進口源自中國，而稀土是日本汽車、半導體等產業的重要原材料。中國對日本進行稀土出口管制，將直接衝擊日本汽車產業，而汽車產業本身又關聯著很多其他行業，如零部件製造、運輸等，這也就意味著最終將對日本所有行業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和衝擊。因此，中方的出口管制措施，既是對某些產業的精準打擊，又是對日本經濟整體的施壓。

2、外媒關注點在於，中方為何在2026年開端就出手。但這是否與日本高市內閣至今未收回言論有關？

陳洋：中方在2026年開端就對日“出手”，看起來比較突然，但也是有跡可循。自去年11月高市發表涉台錯誤言論以來，中方果斷採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加強相關軍演力度、提醒和建議中國遊客謹慎赴日旅行等。因此，中方此次對日本加強兩用物項的出口管制，正是去年至今對日反制措施的延伸，顯示出中方在對日反制方面有自己的節奏、有自己的議程設定，而非雜亂無章。

中方出手的正當性，我認為毫無指摘。一來，中國商務部在公告中寫明“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口管制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用物項出口管制條例》等法律法規有關規定”，也就是說中方的舉措是有法可依的，是基於相關法律法規的內容，并非臨時的隨機決定。二來，日本近年來，尤其是高市早苗上台後，加速強軍擴武進程，不是提升防衛費占GDP比重，就是要大力發展“反擊能力”、突破武器出口限制等。中國作為地區和世界負責任大國、愛好和平的國家，自然有責任和義務維護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穩定，而加強兩用物項的對日出口管制，就是為了防止某些民用物項直接或間接被日本濫用作軍事目的。

在涉台錯誤言論問題上，高市早苗目前暫沒有流露出撤回的跡象。但我認為，高市這樣的嘴硬狀態恐怕不會持續太久，隨著今後中方在兩用物項上對日本出口管制力度的加強，勢必會影響日本經濟的方方面面，而當日本企業、普通日本民眾更為切實地感受到高市破壞中日關係的代價時，即使高市不想撤回錯誤言論，日本民眾都會逼迫高市撤回。

3、中方進一步稀土管制的可能性有多大？

陳洋：若日本方面仍不思悔改，拒絕撤回涉台錯誤言論，中方大概率將對日本採取更一步反制措施，也就是日本方面最為在意和忌憚的稀土。從這個角度來說，“留給日本的時間不多了”。

4、日本高官緊急發言，日方對本次管制會作出何種反應？

陳洋：具體包括以下幾種反應：

首先，日本方面肯定會對中方舉措表達不滿（這一點日本政府已開始進行了）。日本外務省、經濟產業省7日通過日本駐華大使館向中方表達了強烈不滿，敦促中方撤回這一決定。

其次，日本政府會進行綜合評估。日本相關省廳，如經產省、外務省、防衛省、財務省等，將全面梳理日本依賴中國進口的兩用物項清單，評估管制措施對各產業的具體影響程度，制定分領域應對預案。

再次，日本將開展針對性的外交溝通。預計日本外務省將通過中日外交渠道向中方闡明日本立場，就涉台言論等爭議議題進行溝通。日本經濟產業省將利用中日出口管制對話機制與中國商務部進行磋商，爭取緩解管制措施的執行力度，探討建立合規貿易的溝通協調機制。

最後，日本將強化供應鏈自主與替代。日本政府加大對國內相關產業的政策扶持與研發投入，推動高端鈦合金、稀土材料、精密儀器等關鍵領域的技術自主化與產能提升。同時，積極拓展海外替代供應源，加強與歐盟、東南亞等地區的貿易合作，降低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

5、這是新年伊始，中日關係接下來如何走向？

陳洋：進入2026年，中日關係站在一個複雜而微妙的節點上。一方面，雙方在政治安全領域的結構性矛盾持續累積，戰略互疑明顯上升。另一方面，經貿依存、產業互嵌和區域合作的現實基礎依然存在，使雙邊關係難以走向全面對抗。綜合內外因素判斷，2026年的中日關係大概率將呈現出“安全上緊、經濟托底，摩擦常態化、對話低烈度維持”的基本特徵。

近年來，日本不斷強化“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的政治叙事，并在防務政策、軍事部署和對外表態上持續突破戰後限制。這一趨勢在2026年預計不會出現根本性逆轉。相反，隨著日本防衛預算連年增長、自衛隊職能外延不斷擴大，以及日美同盟在地區安全議題上的深度綁定，日本在涉華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將更加制度化、政策化。對中國而言，日本上述動向直接觸及核心利益與戰略安全關切，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已被視為對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的實質性衝擊。由此，雙方在外交層面的摩擦將更具結構性和長期性，而非單一事件驅動的階段性緊張。可以預見，2026年中日之間的高層政治互信仍將處於低位，外交摩擦可能圍繞涉台言行、軍事動向、出口管制等議題周期性顯現。

與政治安全領域形成對照的是，中日經貿關係在2026年仍將保持一定韌性。中國依然是日本重要的貿易夥伴和投資目的地，日本企業在製造業、消費市場和產業鏈協作方面，對中國市場存在現實依賴。同時，雙方同為區域產業鏈關鍵節點，在RCEP框架下也具備制度性合作基礎。這決定了中日經貿關係不具備“硬脫鈎”的現實條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經貿合作的“壓艙石”作用正在被不斷削弱。日本政府近年來強調“經濟安全保障”和“去風險化”，在半導體、關鍵材料、先進製造等領域逐步引入政策性限制。這種趨勢在2026年仍將延續，并使經貿關係更加政治化、工具化。因此，2026年的中日經貿關係更可能呈現出“總量穩定、結構調整、合作趨謹慎”的狀態：傳統貿易與存量投資維持，高敏感領域合作受限，企業層面的風險管理成為主旋律。

綜合判斷，2026年的中日關係既難言緩和，也不至於失控，更不具備全面改善的現實條件。在政治與安全領域，雙方將維持高警惕、低互信的結構性緊張狀態；在經貿與區域合作層面，現實利益仍將支撐有限合作；在整體互動模式上，中日關係更可能呈現出一種“低位運行、摩擦可控、合作有限”的穩定態勢。這既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友好關係”，也不同於冷戰式對抗，而是一種在戰略競爭背景下被動維持的現實平衡。如何在這一格局中防止誤判、管控分歧、保留對話空間，將成為2026年中日關係的關鍵命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