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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江觀察:香港“課後託管”計劃擴展,全球有何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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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4-13 11:36 | 稿件來源:香港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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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網4月13日電(記者 王少喆)近日,在香港一項名為“在校課後托管服務”的政府新服務引起社會關注。特首李家超表示,根據使用者反饋,政府推出的這項計劃為學生和家長在經濟、學業或家庭方面都帶來莫大幫助,成效理想,將研究進一步拓展該計劃。

計劃針對經濟弱勢家庭的需求

“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是由本屆特區政府在2023/2024學年推出,由關愛基金資助的援助項目。主要目的是解決雙職、單親或經濟弱勢家庭的課後照顧真空問題。相比於類似其他安排,特點是讓有需要的小學生在熟悉、安全的校園環境中接受託管及學習支援,方便家長安心外出工作或改善家庭生活。

根據資料,這一計劃由政府勞工及福利局/社署與教育局共同負責,學校提供場地,關愛基金提供資金資助,非政府機構(NGO)負責營辦服務。因為服務在校內進行,學生放學後直接留校,無需轉移地點,減輕了接送的壓力。

其對象面向所有在香港就讀於官立、資助和直接資助計劃小學(小一至小六)的學生,符合資格的受惠對象(如收入低於一定標準),通常可享受費用全免。而其他有需要但不符合資格的學生,則可以通過繳納1350-2700港幣的費用參加,但必須服務名額有餘額才可參與。

服務的內容主要包括:輔導功課、幫助學生進行溫習和測驗、進行閱讀和體育等興趣活動等,並非單純“補習班”。服務時間每日不少於三小時,平日到晚6時左右。師生比例則在1:8以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SEN組別為1:5以內),以確保照顧質素。

在2023/24學年試行時,這一計劃還只限於7個地區、59間小學,約3000名額。由於受到歡迎,在2025/26學年,將在全港18區推行,名額不設上限,目前已有超200間小學參加,提供超過10500個名額。

根據報道,參與計劃的多名家長對計劃反饋正面,表示原本因需照顧孩子只能從事兼職,子女參與計劃後,他們可放心做全職,既紓緩經濟壓力,亦減輕管教困難。學生就表示,參加計劃後認識許多新朋友,在學業及社交層面都有正面的幫助。

與該計劃相比,香港原有的其他課後支援中,教育局的“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重點在於學習活動和全人發展,資助清貧學生參加興趣班等,並不限於在校進行,且屬於補充性教育資源,以學習活動為中心。而社署傳統的“課餘托管服務”,多在非盈利中心營辦,並非依託學校資源。新計劃的特色是在校內進行,且結合託管+學習支援,對於雙職等家庭針對性更強。

李家超對“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為學生及家長帶來莫大裨益,深感欣慰。李家超Fb圖片

其他國家地區有無類似做法?

本屆特區政府推出的在校課後託管服務計劃,以學校本位(school-based)、政府資助、託管為主的模式舉辦,受到了基層家庭的普遍歡迎。事實上,在全球很多其他國家和地區也有著類似的安排。

如在新加坡,很多小學設有學生照料中心(STUDENT CARE CENTER)或學校附設的課後照料(AFTER-SCHOOL CARE)服務,由社區機構或私人營辦者負責,提供功課輔導、用餐和消閒活動。新加坡政府通過資助計劃支援低收入的家庭,強調在校的方便易行,與香港模式相當接近,尤其適合雙職父母。

日本的學童保育也是相似的例子。服務大多設於公立小學內或校園附近,由學校直接提供或委託機構營辦,由地方政府資助並嚴格規管。內容包括照顧、作業輔導和玩樂活動等,針對工作父母,強調安全與均衡發展。

高福利的北歐國家如挪威有SFO計劃,作為學校延伸服務的一部分,強調以玩樂為主、均衡發展,政府高度補貼,幾乎成為學校的標準配置。

而在並非高福利國家的美國,則有21世紀社區學習中心(21ST CENTURY COMMUNITY LEARNING CENTER)等聯邦資助計劃,支持學校或社區機構在校內提供課後項目,針對低收入家庭,內容包括學術支援、科學教育等。不過,覆蓋不很均衡,在城市較多。

而在中國內地,則由政府推動建立了普及性的課後延時服務(5+2模式),以學校為主體,提供作業輔導和體育等非學科活動,學生自願參加。受到“減負”等政策的影響,服務嚴禁變相補習、教授新課、組織刷題備考等,更強調素質教育。由於政府強力推動,這項服務幾乎覆蓋義務教育全階段,參與率從50%升至90%以上,由政府財政補貼為主,教師為主體參與。

政府“精准扶貧”打破向上流動制約

由此可見,不止香港,在全球許多國家和地區都有著類似“課後託管服務”等政府服務提供,其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能對經濟弱勢家庭的雙職父母提供支援,使他們能夠有穩定的時間投入職場,增加家庭收入,改善家庭經濟條件,從長遠看有助於減少對社會福利(如綜援)的依賴。

以往香港的施政是“小政府”或“積極不幹預”的思路,政府傾向於用NGO等組織的服務解決社會需求,對政府介入比較“忍手”。本屆政府則勇於承擔責任,不再僅僅提供經費補助,而是主動協調學校、非政府機構與商界等多方,試圖打破制約弱勢群體向上流動的體制性制約。這種“精準扶貧”的思路,展現了政府在處理結構性社會問題時更有主動權,也是將“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更好結合的體現。

而從效果來看,“課後托管服務計劃”等民生政策的初步結果顯示,其對經濟弱勢家庭的支持明顯,受到了基層人士的普遍認可。這被認為是本屆政府“敢於碰硬”與“主動出擊”的表現,也增強了政府的施政支持度和民意基礎。(完)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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