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4月29日電（記者 崔隽）“史詩怒火”暫時停息，近日美國又推出了“經濟狂怒”行動，在軍事戰場外加碼制裁，對伊朗開展新一輪極限施壓。

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將此舉稱為在金融層面的“一場轟炸行動”。其核心措施是不再續簽伊朗海上石油30天豁免許可，并威脅懲罰任何繼續購買伊朗石油或管理伊朗資產的公司與國家。美國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還將20多個伊朗實體、個人和船隻列入制裁名單。

對此，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譴責稱，這是“經濟恐怖主義”和“國家主導的勒索”。

從1979年人質危機至今，美伊之間制裁與反制裁暗戰已經上演了47年，這場“經濟狂怒”是其中的最新篇章。在這場漫長的經濟圍堵中，美國都采取了哪些措施？伊朗又是如何抵抗的？當美國在全球範圍內越來越頻繁揮起制裁大棒，其威力還一如從前嗎？

這是2025年2月19日拍攝的霍爾木茲海峽的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長達47年的制裁圍堵

美國對伊朗的制裁圍困，始於1979年11月。時任美國總統卡特在伊朗學生佔領美國大使館、扣押52名美國外交官後，簽署12170號總統行政令，凍結了伊朗政府和央行在美國的資產，并停止進口伊朗石油，自此拉開了漫長經濟戰的序幕。

1979 年11月4日，一群伊朗學生佔領了美國大使館，隨後52名美國人被扣為人質，并被關押了444 天。圖自維基百科。

整個1980年代，制裁理由從人質危機擴展到“支持恐怖主義”和軍事敵對行為。90年代則是美國制裁邏輯發生質變的時期。1995年，克林頓政府實施更廣泛制裁，次年國會通過《伊朗與利比亞制裁法》，開創了“次級制裁”先河。這意味著，任何企業只要與美國金融體系有絲毫關聯，都可能因與伊朗做生意而受罰。

根據加州州立大學學者阿克巴爾·E·托爾巴特2005年的研究，在2000-2001年間，美國制裁每年對伊朗造成的總經濟成本約為7.77億美元，約占伊朗當時GDP的1.1%，出口總額的2.7%，人均成本約12.1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金融制裁的成本（6.37億美元）遠超貿易制裁（1.4億美元），占比高達82%。這揭示了現代經濟戰中，金融武器遠比貿易封鎖更具殺傷力。

2012年，美國將伊朗央行踢出SWIFT國際支付系統，實質切斷了伊朗與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繫。2015年伊核協議帶來短暫緩和，但2018年特朗普政府單方面退出協議，制裁全面恢復併升級。

制裁的法律工具也從零散的總統行政令，發展成《伊朗制裁法案》《伊朗自由支持法案》等龐大體系。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特別指定國民名單”上，受制裁的伊朗實體和個人數量龐大且持續更新，涵蓋航運、石油、金融及武器采購網絡等眾多領域。

從貿易禁運、資產凍結，到次級制裁、金融封鎖，再到2026年針對航運網絡的“經濟狂怒”，47年來，美國制裁手段不斷進化。對伊朗而言，其經濟確因長期制裁而承壓明顯。

根據IMF的預估，去年10月，伊朗的食品通脹飆升至了64%，今年2月進一步加速攀升至了105%。截至2026年3月的一年裡，伊朗麵包和榖物價格上漲了140%，油脂類商品價格上漲了219%。IMF在其4月發佈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中預估，伊朗經濟到2026年預計將萎縮6.1%，通貨膨脹率恐高達68.9%。

華盛頓智庫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賓·布魯克斯表示，當前霍爾木茲海峽封鎖的壓力與對支持伊朗石油貿易的銀行實施制裁的威脅，對伊朗經濟造成的打擊可能比許多人預期的更為嚴重。

絕境中的“抵抗經濟”

儘管遭受嚴峻衝擊，但伊朗在圍困中也發展出了一套獨特的“抵抗經濟”，展現出生存韌性。

最早在2007年，已故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提出推行“抵抗經濟”。2014年，哈梅內伊正式下令政府打造“抵抗經濟”。

儘管他在2015年批准了伊核協議，但他同時也預警，西方會欺騙伊朗，而伊朗經濟會因此下滑。在這一背景下，2017年，哈梅內伊宣布這一年為“抵抗經濟、生產與就業之年”。

“抵抗經濟”的核心是減少對石油出口的依賴、發展進口替代、實現收入多元化、建立替代貿易渠道、經濟活動和基礎設施分散化。

長期以來，伊朗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一直由石油工業驅動。美國制裁嚴重影響了伊朗經濟，但也為伊朗改變依賴石油的經濟模式提供了契機。在此背景下，伊朗不斷強化礦業、食品工業等其他行業，這為伊朗應對能源市場波動以及石油出口限制提供了一定緩衝空間。

2025年5月22日，一名男子在德黑蘭參觀伊朗農業食品展覽會。新華社發

伊朗還推動農業自給，已實現80%的農產品自給。同時該國還不斷擴大商品本地生產，涵蓋此前依賴進口部分藥品、零部件和工業產品等。在受到金融制裁的背景下，伊朗發展以物易物貿易，并通過中間國家建立間接物流網絡，以確保基本商品供應和出口持續。貿易上，伊朗通過阿聯酋、阿曼、伊拉克等鄰國的“灰色渠道”，讓石油改頭換面後出口。

2026年3月19日，人們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塔吉里什集市購買節日商品。新華社發

市場研究機構克普勒公司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3月底，伊朗日均原油出口量仍達185萬桶，較此前三個月增加約10萬桶。按當時布倫特原油每桶100美元計算，每日石油出口收入超1.8億美元。

2024財年，伊朗非石油對外貿易額達到1302億美元，其中非石油出口額為578億美元，增長15.6%。金屬、化工、農產品出口成為新的收入來源，伊朗每月通過出口這些產品可賺取約20億美元，部分彌補了石油收入缺口。

“抵抗經濟”政策還特別強調在科技上的創新發展。制裁切斷了伊朗的資金流，也切斷了其與全球科技巨頭的聯繫，但這種被迫隔離反而催生了一個功能齊全的平行數字世界。在沒有Google、Amazon和Uber的情況下，伊朗工程師建立了自己的替代體系。

媒體數據顯示，伊朗知識型經濟公司的註册數量從2015年的1322家增加到2025年的超過1萬家。2024年，伊朗知識型經濟公司創造了180億美元的經濟價值，雇用了50萬名員工。

沙特《中東報》等媒體表示，“抵抗經濟”幫助伊朗實現危機管理，減輕衝擊影響。但同時“抵抗經濟”也給伊朗發展帶來一定限制，犧牲了經濟效率與民生福祉，導致通貨膨脹率長期高企，青年失業率嚴峻，中產階級萎縮，貧富差距擴大，整個社會陷入了“能生存但難發展”的亞健康狀態。

制裁如何成為一種武器？

一戰以來制裁就開始成為美國對外政策重要內容，二戰後隨著美元霸權確立而系統化。為此，美國建立了複雜的對外制裁立法體系，包括《對敵貿易法》《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出口管制法》《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古巴自由與民主聲援法》《達馬托法》等，涵蓋民事侵權、金融投資、反壟斷、出口管制、網絡安全等眾多領域。

制裁的主要執行機構是成立於1950年的財政部海外資產控制辦公室（OFAC）。截至2026年4月，OFAC管理著一份動態制裁名單，針對大約 1.5萬至1.7萬多個個人、實體和船隻。

除了上面提到的次級制裁，近些年耳熟能詳的“長臂管轄”一詞，也是美國主要的制裁手段。根據“最低聯繫原則”和“效果原則”，美國將國內法淩駕於國際法之上。只要外國公司曾用美元交易、用美元計價簽訂合同，甚至僅通過設在美國的電子郵件服務器收發郵件，美國就宣稱擁有司法管轄權。

金融制裁更是其“殺手鐧”。凍結或沒收在美資產、限制在美國金融市場投融資、剔除出SWIFT等國際支付交易系統、禁用美元支付結算體系……相較於貿易、科技制裁，這些金融制裁手段具有影響範圍廣、易於精確打擊、成本低等優勢。

伊朗之外，美國的制裁大棒已在全球多個國家留下了深刻烙印。在俄羅斯，2022年俄烏衝突後，美國及其盟友發起了史上最廣泛的制裁，手段包括將俄銀行踢出SWIFT、凍結俄央行資產、全面能源禁運。在委內瑞拉，之前的制裁直指其石油產業，導致產量暴跌。在古巴，自1962年以來美國對其全面經濟封鎖已持續64年。

4月7日，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婦女們在集會現場手持“推翻封鎖”的橫幅和古巴國旗，譴責美國對古封鎖。新華社發

制裁的衝擊波還會形成外溢，對經濟基礎薄弱的發展中國家造成不成比例的傷害。2022年，土耳其出口商因SWIFT對俄部分銀行關閉而無法收回貨款，黎巴嫩小麥庫存告急，斯里蘭卡因能源價格暴漲而每天停電長達13小時。世界銀行報告指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制裁引發的全球震蕩中首當其衝。

制裁威力一如既往？

當制裁成為越來越頻繁使用的手段，其效力還一如既往嗎？

在支持者眼中，制裁依舊是在沒有軍事衝突的情況下，使對方改變行為的最有效工具。但也有證據和反思指向制裁的局限與反噬。美國經濟學家加利·克萊德·霍夫鮑爾等人合著的《反思經濟製裁》中，有一組研究數據顯示，美國對外制裁的成功率隨時間顯著下降——在1945—1969年、1970—1989年、1990—2000年這三個時段，成功率分別是50%、31%和29%。

《外交事務》雜誌2021年刊文指出：“美國決策者似乎混淆了制裁的威力與有效性。”隨著美國軍事干預意願下降、國內政治排斥自由貿易和援助，制裁成為國內政治成本最低、最順手的外交工具，但其戰略效用已降低。哪怕最樂觀的學術研究顯示，制裁僅在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情況下能迫使對方讓步。美國政府問責局2019年報告更指出，聯邦政府甚至不系統評估制裁是否實現政策目標。

《外交事務》的文章還指出，美國對制裁的過度依賴“既是美國相對實力下降的結果，也在加速這一衰落進程”。

對於這種反噬作用，最明顯的佐證是，制裁正在加速去美元化進程。頻繁的金融制裁迫使各國尋求替代方案，中國跨境銀行間支付系統、俄羅斯金融信息傳輸系統、金磚國家支付體系等替代機制正在迅速發展。灰色貿易、加密貨幣、易貨貿易等手段也層出不窮。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3月30日公佈的數據，去年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所占份額降至歷史最低點，為56.77%。

回到眼下的“經濟狂怒”，有分析人士認為，美國此舉是在把戰事壓力向全球轉移，讓世界為其“狂怒”承受壓力，加大了全球經濟的脆弱性；在當前形勢下，這一施壓也可能適得其反，更難使對手真正屈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