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日關係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灣有事”言論造成的僵局仍在持續，就在此時，近日高市再次放言日本“要為長期戰爭做準備”，引起中國等周邊的國家的強烈批評。

高市早苗的這一表態意在何為？香港新聞網邀請日本問題學者郭麗做出解讀，她指出，高市早苗的這一說法有“國內失信”和外部壓力的雙重背景，也真實地體現出日本正在做的戰爭準備，並在日本國內和國外遭到了高市意想不到的反彈。她認為，高市早苗的豪賭將對其形成反噬。這對我們理解高市早苗言論的背景和日本目前的局勢很有幫助。文章全文如下：

近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政府為修訂“安保三文件”召開的首次專家會議上，拋出了一則極具爆炸性的言論：必須以俄烏及中東局勢為“教訓”，為“長期戰爭”做好準備。此言一出，不僅讓周邊受害國高度警覺，更讓國際社會一片嘩然。作為一個二戰戰敗國，日本長期以來一直披著“專守防衛”的外衣，自詡為“和平主義”國家，如今，作為國家最高領導人，高市竟如此直白地將“長期戰爭”掛在嘴邊，其顛覆性不言而喻。

一、

高市早苗之所以選擇在國際局勢動蕩時公然撕下和平偽裝，背後既有日本作為島國根深蒂固的地緣不安全感，也有因深陷內政外交窘境而想轉移國內矛盾的嫌疑。

首先，從客觀的地緣政治來看，日本對其安全環境的“焦慮感”正被無限放大。

受制於島國根性，日本對外在事物的敏感度極高，尤其對自身安全環境的變化時刻保持警惕。近年來，中國軍事實力的持續增強，以及中俄合作不斷加強，朝鮮半島局勢的反複，尤其是朝鮮事實上擁核，俄羅斯在遠東地區的軍事活動，加之俄朝結盟等，本就讓日本寢食難安。而俄烏衝突的長期化以及中東局勢特別是美以伊衝突的延宕，更是直接刺激了日本的神經。在高市及其右翼內閣的認知中，中國、朝鮮、俄羅斯甚至伊朗一旦形成某種聯動或默契，必將對日本構成極大的生存威脅。這種被刻意放大的“四面楚歌”感，成為其鼓吹“長期戰爭準備”的底層邏輯。

其次，從主觀的內政操弄來看，高市正試圖用“外部危機”來掩蓋“國內失信”。

高市早苗目前在國內仍維持著約60%的高支持率，展現出所謂的“一強”姿態。但是這種高支持率的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信任危機以及明顯的脆弱性。比如，她在選舉時信誓旦旦承諾的“兩年內將食品消費稅降為零”，在當前日元貶值、物價飛漲的現實困境中，已日漸淪為一張極其蒼白的“空頭支票”，民眾對其經濟政策的失望與日俱增，目前民眾對內閣的支持率逐漸降低。

此外，與執政黨內部溝通不暢的她，實際上正處於“一強多弱”的權力制衡之中。首先，在解散眾議院大選前，她僅與官房長官木原稔以及她“三顧茅廬”請來的原安倍晉三的幕僚今井尚哉等極少數幕僚商量，連大力支持其上台的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以及自民黨幹事長鈴木俊一都沒有通氣，更沒有商量。且大選獲勝後，高市甚至想把麻生太郎架空，讓後者擔任眾議院議長，被後者果斷拒絕。此外，在關於是否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方面，高市與今井尚哉存在巨大意見分歧，并由此造成信任危機。

此外，高市不喜歡與人交流，“只是整日窩在官邸深處的房間里，自己學習，與內閣成員之間的直接交流非常少”，以上種種情況說明，高市越來越陷入“孤獨”，使她“既不信任別人，也得不到別人的信賴”。還有就是，由於高市上台後沒有兌現選舉時的一些承諾，比如“即使當選首相，也會繼續參拜靖國神社”以及在涉韓涉中等領土爭議問題上保持強硬等，使得右翼保守勢力也開始對其頗有微詞，出現離心傾向。

再次，外交困境尤其是中日關係緊張令高市內閣持續受壓，迫切希望轉移國內視線。

高市的涉台錯誤言論導致中日關係持續緊張，中國的多方反制令本就問題重重的日本經濟面臨相當大的壓力。然而，高市本人以及高市內閣的右翼底色以及其背後強大的保守右翼勢力，使得高市內閣很難在目前緊張的中日關係中找到兩國關係轉圜的方法和路徑。對於中國來說，由於高市的錯誤涉台言論挑戰了中國外交的底線和紅線，只要高市內閣不撤回該錯誤言論或者重申中日建交時日本關於台灣問題的表述，那麼中日關係就不可能回到正常軌道。

在此情況下，高市采取的策略為“外樹強敵，內聚民心”，通過渲染所謂迫在眉睫的安全風險，試圖將民眾的視線從糟糕的民生和自己的失信以及外交窘境等問題上轉移開，為擴軍備戰尋找絕佳的藉口，并鞏固自己的執政基礎。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 新華社發（Pool圖片，戴維·馬勒伊攝）

二、

雖然沒有明確指名，但高市早苗口中的所謂“長期戰爭”，其核心假想敵首先指向中國，同時也暗含應對朝鮮以及俄羅斯等國聯合威脅的意味。在當前日本的安保語境下，與中國的博弈和鬥爭被預設為一種長期態勢，無論是在台海問題上頻頻踩紅線，在東海油氣田和釣魚島問題上搞小動作，還是在南海配合域外國家攪渾水，亦或是推動“經濟安保”以在供應鏈和高科技領域謀求對華“脫鈎斷鏈”，日本都在為這場預設的“長期博弈”做全方位的準備。

特別是在台海問題上，日本不僅有干涉的野心，更在積極進行相關準備，以實際行動試圖阻撓台海問題的解決：在加大西南諸島軍事部署的同時，積極勾連“台獨”勢力，企圖通過赤裸裸的武力威懾，既不允許大陸武統台灣，又不讓兩岸和平統一，以使台灣永遠作為日本的所謂“志同道合的夥伴”（實際是讓日本成為台灣宗主國），一直服務於日本的安全與經濟利益。對此，中國大陸當然心知肚明，肯定不會容許日本如此明目張膽地踩紅線，干涉自己的內政，甚至影響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緊張加劇到一定程度，中日之間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即使不發展為大規模全面戰爭，但兩國之間的長期博弈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日本深知自己的短板和劣勢，尤其在現代高精度導彈和海空封鎖面前毫無戰略縱深，一旦開戰日本很可能有短期內全島就陷入火海的風險。以俄烏衝突和美以伊衝突為鏡，日本決策層痛定思痛：現代大國博弈一旦擦槍走火，絕無短期速勝的可能，必然是拼底蘊、拼韌性的長期消耗戰。因此，高市才宣揚所謂“日本必須做長期戰爭的準備”。

當然，高市所謂的“長期”，應該是指如何在美國介入前撐得更久，或者通過持久消耗戰拖垮對手。而為了撐過所謂“長期戰爭”，日本正在從四大維度進行全面突破：

首先，增強軍事實力：提前一年將防衛費提升至GDP的2%，瘋狂采購“戰斧”巡航導彈，研發高超音速武器，企圖獲得先發制人的遠程打擊能力；同時在網絡、太空等新興領域設立專門作戰部隊。其次，實現體制機制的“破局”：加緊放寬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與菲律賓、澳大利亞、北約等構建排他性安保小圈子，修改安保三文件，加速修憲進程等，從法理和機制上實質突破“專守防衛”，不僅為海外派兵和集體自衛權鬆綁，而且試圖讓對敵先發制人的進攻能力合法化。再次，進行國際國內輿論造勢：利用俄烏和中東戰事，大肆渲染“今日烏克蘭即明日東亞”的危言，試圖在國內外製造“恐戰”氛圍，為自身的軍事擴張與修憲等體制機制突破尋找合理性。最後，重構經濟安保：以“去風險”為名，強行推動關鍵產業鏈重組，試圖在經濟上構建能够抵禦長期對抗的獨立體系。

三、

儘管高市早苗在國會和外交場合咄咄逼人，且暫時擁有較高的支持率，但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這股帶有濃厚“新型軍國主義”色彩的擴軍強武的冒進，正面臨日本國內外空前強烈的抵制和反對。

首先，近期，針對高市內閣加速“再軍事化”、放寬殺傷性武器出口以及試圖修憲的一系列倒行逆施，日本國內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游行。與以往不同的是，如今的示威人群不僅在規模上屢創新高，最近的游行示威人數已達到數萬人，其參與者的構成也發生了深刻變化。除了傳統的反戰團體和年輕人，越來越多背負著沉重生活壓力的中年人，甚至是對未來感到絕望的家庭主婦也加入了抗議隊伍。他們高舉“堅決反對殺傷性武器出口”“守護和平憲法”“高市下台”的標語，直指高市內閣的統治根基。這種強烈的民意反噬，暴露出普通民眾與日本右翼精英階層在“國家道路”上的根本割裂。

對於普通民眾而言，他們反對擴軍備戰的原因非常現實且刺痛人心：第一，拒絕充當軍工複合體的提款機。民眾清醒地認識到，政府大肆鼓吹擴軍、放寬武器出口，本質上是用納稅人的錢去填軍工巨頭的欲壑。大企業在戰爭紅利中賺得盆滿鉢滿，而中小企業和普通上班族不僅分不到一杯羹，反而要眼睜睜看著自己繳納的稅金被轉化為殺人武器。第二，對被捲入無謂戰爭的深深恐懼。“長期戰爭準備”在政客口中是為了“保衛國家”，但在老百姓聽來，這意味著自己和家人極有可能被推上戰場成為炮灰。歷史的慘痛教訓讓許多日本民眾對戰爭的潘多拉魔盒充滿警惕。

其次，高市內閣在“再軍事化”道路上的狂奔，招致地區國家尤其是中朝俄等周邊鄰國的高度警惕和明確反對，韓國李在明政府雖然采取務實的外交政策，但因為與日本有歷史問題以及領土問題等結構性矛盾，對日本的“再軍事化”也持警惕態度。

由此可見，高市早苗之所以此時拋出“長期戰爭論”，其真實戰略意圖是：為修改安保三文件造勢，徹底完成日本的“再軍事化”，并倒逼和平憲法修改，將日本打造成為能够自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所謂“正常軍事大國”。她試圖通過放大外部威脅，尤其是宣揚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用恐嚇性叙事來製造全民危機感，從而衝垮日本民眾內心最後的和平主義防線。

然而，她低估了國內民意的反彈，更高估了日本經濟的承載力。在國內民眾為生計苦苦掙扎、對政府謊言極度厭惡的當下，強推軍事擴張無異於火上澆油。國際上，中朝俄等周邊國家的高度警覺與反制，以及美國對失去亞太主導權的防範，更是為其劃定了不可逾越的紅線。

總之，高市早苗的“長期戰爭論”，是一場極其危險的豪賭。她試圖將整個日本綁在右翼勢力的戰車上，去追逐其所謂“把日本列島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富裕”的“軍事大國夢”。但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80年前軍國主義帶來的慘痛教訓猶在眼前。在如今的東亞地緣政治版圖中，任何企圖重蹈覆轍的行動，都注定會碰得頭破血流。（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