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劉琳：新一輪“迴形針行動”？從日本頂尖學者全職加盟西湖大學談起2026年，日本著名天文學家井田茂赴西湖大學任職。無獨有偶，“光催化之父”藤島昭已於2021年攜團隊加盟上海理工大學；日本半導體“教父”阪本幸雄於2022年，加入中國深圳昇維旭技術公司，擔任首席戰略官。當這些日本學術界的標誌性人物接連將科研重心移向中國，一個歷史性的類比不由浮現——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歐洲頂尖科學家大規模湧向美國的那段歷史，是否正在以另一種形式重演？ 1933年，愛因斯坦抵達普林斯頓，揭開了人類科學史上最大規模人才遷徙的序幕。隨著納粹上台，兩千餘名科學家被迫逃離歐洲。馮·卡門去了加州理工，日後成為錢學森的導師；漢斯·貝特去了康奈爾，後來執掌曼哈頓計劃的理論部門。 如果說早期流亡是科學家的求生本能，那麼1945年的“迴形針行動”則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國家級收割。美國情報部門將包括V-2火箭設計師馮·布勞恩在內的1600多名德國科學家系統性轉移至美國，甚至刻意掩蓋部分人的納粹背景。二十年後，正是馮·布勞恩設計的土星五號火箭將阿姆斯特朗送上了月球。這批人的到來，奠定了美國在航天、核物理、噴氣推進領域的絕對霸權，其紅利至今仍在流淌。 這是一場由暴力與動蕩催生的智慧遷移，代價是歐洲的學術斷層，紅利則鑄就了美國的科技霸權。與七十多年前那場“逃亡潮”本質不同的是，當前科學家選擇中國，並非出於迫害或戰亂，而是一種和平年代的主動選擇。驅動力的轉換，恰恰是理解這一輪人才流動的關鍵。 日本科研環境正經歷眾所周知的困境：青年學者難以獲得終身職位，“選擇與集中”政策導致基礎研究經費萎縮，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後行政負擔加重。一位在日學者形容：“日本的科研體系像一台精密但日益耗竭的機器，年輕的齒輪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中國所提供的已不僅僅是經費。日本學者坦言，中國的新型研究機構，更為科學家提供了擺脫行政桎梏、專注“從0到1”原創研究的環境。 一個世紀前，科學家逃往美國是為了“活下去”；如今，他們選擇中國是為了“做得更好”。這些學者的加盟并非孤例。當我們把目光從個體移向整體圖景，幾股暗流正在匯聚。日本學術界的“靜默流失”已然顯現。據日本文部科學省數據，中國已成為日本研究者在亞洲合作最頻繁的對象。多位處於職業生涯黃金期、手握核心專利的日本資深學者，正成為中國“智力引進”的重點目標。 與此同時，歐洲同行也在共振：1987年諾獎得主、法國科學家杰馬里·萊恩教授，於2021年在中山大學創立全球唯一以他名字命名的“Lehn功能材料研究所”，並擔任名譽所長和超分子方向PI至今。2026年7月，杰馬里·萊恩院士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2016年諾獎得主斯托達特在天津大學、費林加在華東理工大學均設有實質性實驗室。這些都不是浮光掠影的“飛行院士”，而是有博士生培養、有常規產出的深度扎根。
杭州市民觀看人形機器人表演。新華社資料圖片 但值得提醒的是，這一輪流動遠未達到當年“迴形針行動”的量級——當年是數千人的洪流，今日仍是個位數的點狀突破。然而這些“楔子”精準嵌入化學、材料、光催化等中國已具備比較優勢的領域，其撬動效應不可小覷。 對比歷史的縱深，最終懸念在於：這一輪人才流入，能否催生出真正由中國主導、改變世界科技版圖的原始創新？ 美國當年的成功，不僅在於“搶人”，更在於建立了一套讓頂尖大腦持續迸發創造力的生態系統——寬容失敗的基礎研究文化、高效的產學研轉化鏈條、對知識產權的嚴密保護。這些要素共同構成了那個承諾：來這裡，你就能改變世界。 今天的中國，在經費、學生資源、產業對接上已能做出強力承諾，但在學術評價體系的成熟度、跨文化管理的細膩度、鼓勵“十年磨一劍”的耐心上，仍有長路要走。外籍專家們帶來的不僅是知識和技術，更是一面鏡子。他們在中國的每一步成敗，都將檢驗這片土地能否真正成為全球科學家的“應許之地”。 將當下現象直接對標“迴形針行動”，無疑是一種簡化。歷史從不簡單重複，它只是在不同的音階上奏出相似的旋律。七十多年前，一個超級大國在暴力與動蕩中收割智慧，奠定了半個世紀的霸權。今天，一個新起之秀在和平與機遇中編織引力，承諾的是一個不同的未來。 那個追問真實地回響在每一個關心人類科技文明走向的人心中：當智慧可以自由選擇土壤時，哪片土地會孕育出下一個改變世界的發現？答案，正由西湖大學實驗室裡亮著的那盞燈，以及無數盞像它一樣的燈，默默地書寫著。 （本文作者為石河子大學邊疆發展與安全治理研究院副教授，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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