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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迴形針行動”?從頂尖外籍科學家加盟看“中國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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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7-26 09:35 | 稿件來源:香港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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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網7月26日電(記者 王少喆)2026年,日本著名天文學家井田茂宣佈全職加盟中國西湖大學,再次引發全球學術界的震撼。此前,“光催化之父”藤島昭、日本半導體“教父”阪本幸雄,以及諾貝爾獎得主杰馬里·萊恩等多位頂尖科學家,相繼將科研重心移向中國。國際政治學者、新疆石河子大學邊疆發展與安全治理研究院副教授劉琳向香港新聞網表示,這場橫跨亞歐的人才流動與二戰後的“迴形針行動”有本質區別,是和平年代科研生態考量下的主動選擇。

回溯近現代科學史,頂尖智力的跨國流動始終是重塑全球科技版圖的核心驅動力。1933年,愛因斯坦抵達普林斯頓,揭開了人類科學史上最大規模人才遷徙的序幕。隨後納粹上台,兩千餘名歐洲頂尖科學家被迫遠涉重洋:馮·卡門去了加州理工,日後成為錢學森的導師;漢斯·貝特去了康奈爾,後來執掌曼哈頓計劃的理論部門。

到了1945年,美方發起的“迴形針行動”更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國家級收割。美國情報部門將包括V-2火箭設計師馮·布勞恩在內的1600多名德國科學家系統性轉移至美國,直接奠定了美國在航天、核物理與噴氣推進領域的長期霸權。這是一場由暴力與動蕩催生的智慧遷移,其代價是歐洲長達數十年的學術斷層,而紅利則直接鑄就了美國的科技霸權。

近百年後的今天,一幅全新的智力流動圖景正在亞歐大陸東端展開。2026年,日本著名天文學家井田茂宣佈赴西湖大學任職;在此之前,日本“光催化之父”藤島昭已於2021年攜團隊加盟上海理工大學;日本半導體“教父”阪本幸雄於2022年加入深圳昇維旭技術公司,擔任首席戰略官。

當這些日本學術界與產業界的標誌性人物接連將科研重心移向中國,一個歷史性的疑問不由浮現:這是否意味著歷史正在以另一種形式重演?事實上,這絕非孤立的點狀個案,歐洲同行也在產生強烈共振。

1987年諾貝爾獎得主、法國科學家杰馬里·萊恩教授於2021年在中山大學創立“Lehn功能材料研究所”並親自指導團隊,更於2026年7月榮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科學技術合作獎;2016年諾獎得主斯托達特在天津大學、費林加在華東理工大學均設有實質性實驗室。

杭州市民觀看人形機器人表演。新華社資料圖片

這些都不是浮光掠影、一年僅停留數日的“飛行院士”,而是有博士生培養、有常規論文與專利產出的深度扎根。面對這一波頂尖科學家“孔雀東飛”的現象,國際輿論場上不乏將其直接對標二戰後“迴形針行動”的論調。

但從底層驅動機制來看,二戰末期美國的“迴形針行動”是地緣政治動蕩、戰敗脅迫與國家級強制收割的結果,當時科學家遷移是為了“活下去”。相比之下,今天全球學者選擇中國,則是一場和平年代、基於科研資源與生態考量的主動選擇。他們並非逃離戰火或政治迫害,而是尋找能讓科學夢想落地的更優土壤。

劉琳進一步指出,從具體的科研環境演變來看,人才流動方向的改變並非偶發事件,而是各國科研體系內部消長與資源配置效率競爭的必然結果。日本科研環境近年正面臨眾所周知的系統性困境:青年學者難以獲得終身職位,“選擇與集中”政策導致基礎研究經費萎縮,國立大學法人化改革後行政負擔顯著加重。

一位在日學者曾形象地形容:“日本的科研體系像一台精密但日益耗竭的機器,年輕的齒輪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資深的齒輪則被行政瑣事磨平了轉速。”據日本文部科學省數據,中國已成為日本研究者在亞洲合作最頻繁的對象,多位處於職業生涯黃金期、手握核心專利的資深學者正逐漸將目光投向海外市場與科研平台。

中國所提供的已不僅僅是優渥的經費與先進的實驗室設備,如西湖大學等新型研究機構,更為科學家提供了充沛的生源資源、極高的行政轉運效率以及擺脫行政桎梏、專注“從0到1”原創研究的寬鬆環境。一個世紀前,科學家逃往美國是為了“活下去”;如今,他們選擇中國是為了“做得更好”。

劉琳提醒,然而,在看到強大吸引力的同時,客觀理性的審視同樣不可或缺。將當前的智力流動直接誇大為全球科學中心的徹底轉移,顯然缺乏數據支撐。這一輪人才流動遠未達到當年“迴形針行動”數千人洪流的規模,目前仍屬於個位數與十位數層面的“點狀突破”。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當前仍屬點狀突破,但這些頂尖學者精準嵌入了化學、材料、光催化、天文學及半導體等中國已具備產業與科研比較優勢的領域。他們帶來的先進方法論、國際化評估標準和全球學術網絡,正發揮著強大的“楔子效應”,精準帶動整個學科團隊的成長,推動中國科研體系從應用型的二次創新,向基礎型的原始創新躍升。

劉琳表示,歷史的經驗表明,收割人才只是第一步,能否真正形成具備自我造血能力的智力高地,取決於後續科研軟環境與生態體系的建設。美國當年的成功,不僅在於吸引了關鍵人物,更在於建立了讓頂尖大腦持續迸發創造力的生態系統——包括寬容失敗的基礎研究文化、高效的產學研轉化鏈條,以及對知識產權的嚴密保護。

未來的核心懸念在於:這一輪頂尖人才的流入,能否真正催生出由中國主導、改變世界科技版圖的顛覆性原始創新?這就需要中國科研體系在學術評價體系的成熟度、跨文化管理的細膩度,以及自由探索的創新氛圍上持續改革與突破。外籍專家們帶來的專利與技術像是一面鏡子,他們在中國科研體系中的適應與成敗,將真實檢驗這片土地能否真正成長為全球科學家的“應許之地”。(完)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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