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高盛的“金融大喇叭”再次開啟，對人民幣升值作了一個“五年預測”。高盛的報告稱：人民幣將持續有序升值，每年升幅約3%—5%，五年後或升至5.5元人民幣兌1美元。

綜合陸港兩地金融監管機構的數據，今年以來，人民幣已累計升值約4%。當下，人民幣匯率在6.72元兌1美元左右小幅波動。高盛的報告稱：人民幣升值並非曇花一現，其是表現最佳的亞洲貨幣之一，相信中國決策層將繼續讓人民幣逐步升值。未了，高盛還不忘誇讚“中國對匯率具備強大管控能力”。

在剔除人為強制干預的因素後，美元走弱而人民幣走強的趨勢乃全球性共識，輿論並無明顯爭議。有限的爭議可歸納成三個主要疑問：一是人民幣走強的速率？二是人民幣升值的階段性幅度？三是人民幣升值是短期行為還是長期趨勢？若能把這三個問號拉直，也就間接回答了高盛“五年預測”的可信程度。

一、人民幣升值，中外預期趨同、心思各異

高盛“五年預測”的升值幅度是：美元兌人民幣匯率能在2028年底降至6.0，2031年底進一步降至5.5；人民幣五年內潛在升值幅度達到22%左右。就趨勢而言，高盛立場與中國官方立場大體能夠形成重合。就具體升值幅度而言，高盛可能過於樂觀了，中國官方不可能提前提供具體數據，因為此時的數據對國內外市場而言都異常敏感，關乎預期管理，誘發市場陣腳自亂，無論謹慎抑或保守，都會被外界定義為中國官方的“匯率承諾”。

此外，中外對人民幣會升值的預期雖大體趨同，但對升值操作所必須顧忌的主要因素，以及升值面臨的主要挑戰則迥然不同。高盛明面上的訴求是“實現全球貿易再平衡”，暗地裏則暗藏著為“美西方製造”提供喘息時機之算計。至於中國商品因此在美西方銷量萎縮所帶來的陣痛，最終由美西方普通消費者承受，與高盛等華爾街大佬無關。

中國官方則不然，在順應人民幣升值大趨勢並開明放行的同時，從升值通道設計始，每前行一步，每個升值階段，都首先要兼顧“外貿就業”“出口份額”“進出平衡”“金融安全”“社會心理”“預期管理”以及這些因素對宏觀經濟大局所造成的衝擊，形成動態平衡的最佳政策組合，才能在平穩有序、節奏可控之“雙確保”前提下穩健操作。作為亞洲貨幣的旗幟與標桿，由政府定調、市場主導、央行監管下的人民幣升值，還必須確保其對亞洲其他貨幣的支撐不倒。

二、人民幣步入升值通道，並非屈從外部壓力，而是主動為之

一個國家法定貨幣是堅挺還是疲軟，是升值還是貶值，短期看——在當下國際語境下，可能與外部壓力有關。對中國這樣的綜合性大國強國而言，無論短期、中期還是長期，只要政府始終保持清醒，在某個發展階段，無論選擇升值抑或貶值，都是審時度勢之理性選擇 ，而非外部壓力使然。中國塊頭大、體量大，外部壓力早已壓不垮。美國頻頻對中國匯率政策發難，主要集中在小布什主政白宮時期，到了奧巴馬時期，尤其是第二任期，奧巴馬已無多少興致對華再打匯率牌，因為此牌對中國不管用。大夥不妨腦子轉個彎，對奧巴馬時期的中國國力與今日中國國力作個對比——當年都不管用，遑論今日乎！

再舉一例：前兩天，G20財長會在美國召開，結果“不歡而散”，原因是無法就如何施壓中國達成一致。美國財長貝森特知曉匯率施壓不好使，逼迫法德等G20內的盟友，對中國構築“跨兩洋（大西洋、太平洋）關稅聯盟”，法德則堅持逼迫人民幣升值但無法勸動美國。雖貴為盟友，卻各有小九九：美國逼迫法德與中國打關稅戰可坐收漁利，而法德哪怕只是為了保住在華市場份額，就不敢拿關稅胡來！

促使人民幣升值的主要內因，在於中國外貿結構的深刻變化，以及受中國產供鏈整體拉動的、對國際市場的“統購統銷”（原材料我統統收購，商品我全覆蓋銷售）局面正在悄然形成。這一局面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給貿易夥伴國帶來震撼與驚恐。最近兩年，“中國創新”更是在全球生成出新的“贏家統吃”局面，帶“新”字頭的中國商品出口增幅之猛，令全球貿易人歎為觀止，這種繁榮可呈現於一時，卻無法長期維持下去。怎樣才能避免“積怨堆積”而波及國家關係？在生意雙方必須共同維護自由貿易格局的規則約束下，對賣方國的確能產生一定約束效果的辦法，就是賣方國的主權貨幣適度合理升值。

圖為民眾途經香港尖沙咀一貨幣兌換店門前。(香港中通社記者 徐文峰 攝) 香港中通社圖片

三、人民幣適度有序升值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吃透中國官方的“匯率立場”，最核心的有三條：

獨立自主與市場做主。中國官方無意通過貶值或故意壓著不升值獲取外貿競爭優勢，更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堅持匯率形成的市場導向，增強匯率彈性與宏觀審慎監管相結合，確保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堅持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防範市場“羊群效應”和非理性預期的自我強化；

反對將匯率問題政治化。諸如歐盟等少數發達國家近期炒作的所謂施壓中國簽署“新廣場協議”的言論，純屬當下全球金融領域的“國際笑話”。

歸納總結：把中國官方回應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的核心立場濃縮成兩句話：不屈服於一切外部政治施壓，不人為壓制市場力量。

應對策略也講三條：

雙向波動與風險中性。既不過度干預單邊升值，也不允許單邊貶值預期發酵；

靈活應用宏觀審慎工具，這一塊專業性強，不作具體展開，只在此舉一例：如眼瞅著上半年人民幣單邊走強態勢不斷累積，到3月份，央行及時出手，將遠期售匯業務風險準備金率從20%下調至0，釋放穩匯率信號，及時校正了市場單邊預期。

承受轉型陣痛，加大外貿結構轉型升級力度，降低匯率敏感性，增強企業議價能力，通過擴大進口來優化供給，最大程度地緩解升值壓力。此處也舉一例：2025年上半年，進口同比增幅還是負數，到三季度末持平，到10月起開始正增長。今年上半年，增幅更是高達22.1%，遠高於同期出口增幅。這說明，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有關部門已經主動把進口閘門開大，以緩解順差過大所造成的國際壓力，以及順差過大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關聯壓力。

四、外貿企業“內外兼修”最緊迫

外修：堅決摒棄實在頂不住時國家定會出手相助的固有迷思。這種迷思源自匯率乃是國家貨幣主權的組成部分，國家不能不救、不得不救的認知誤區，堅定相信國家有能力確保人民幣升值過程平滑、小幅且有升有降地進行。經過20餘年之歷練，央行專業團隊靈活應用審慎工具的能力及反應速度均可讓人信服。如今又系統化引入大數據分析和數智化手段，監管有效性與靈活度皆十分了得，完全值得信任。企業在囤匯或結匯的時機選擇上，千萬別被海內外財經自媒體尤其是網紅財經專家給忽悠了，造成該結時捂、該捂時拋的操作錯位。

內修：匯率風險是做外貿的常見風險，攤上後猶如“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殊不知，化解匯率風險，如今政府宏觀審慎工具種類豐富、手段富集，企業層面匯率避險工具更是“琳瑯滿目”，常用的如遠期套保、掉期套保、期權對沖等金融衍生工具，都可進行套期保值，以有效避免匯率風險，學會並善於使用避險工具也是內修的功課之一。眼下，國內外貿行業中經常使用或偶爾使用匯率避險工具的企業，佔比只有30%左右，發達國家同一指標通常在八成以上，這一塊提升空間同樣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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