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有關中國經濟的“感知溫差”在社會上引發廣泛關注。一方面，人工智能、新能源、高端製造等新興產業蓬勃發展，外貿增勢強勁，宏觀經濟數據總體向好；另一方面，部分居民和企業對就業以及傳統行業景氣度的微觀感受依然偏弱，積極的宏觀經濟數據與微觀主體感受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溫差”。

上述現象不能簡單理解為經濟發展的“冷熱不均”，更應看到其背後新舊動能深層次轉換的結構性特徵，不同產業、不同地區以及不同群體的經濟體感本身會存在一定差異。值得關注的是，新產業、新技術、新經濟快速發展，但與之相匹配的勞動力結構、人才技能、地方財政模式以及消費需求等仍需調整適應。從這個角度看，所謂“感知溫差”，恰恰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破局關鍵不在於重新回到舊有增長模式，而在於打通傳導機制，讓新經濟新產業更好轉化為就業、收入、消費與企業活力，切實增強微觀主體的獲得感。

一、經濟“感知溫差”背後折射的是新舊動能轉換

首先，需要看到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積極變化。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加速進入產業端，從智能製造到智慧物流，從金融科技到醫療服務，應用範圍正在快速擴大。與此同時，從“新三樣”（電動汽車、鋰電池和太陽能電池）到“新新三樣”（人工智能、機器人、創新藥）正持續形成新的增長點。

2025年，“新三樣”出口規模接近1.3萬億元，比2020年增長3.5倍；國內開源AI大模型全球下載量突破100億次，今年上半年工業機器人出口增長18.6%，遠銷141個國家和地區，創新藥對外授權交易額約1100億美元等等。上述發展說明，中國經濟增長的“含金量”正在發生變化。過去，一個大型項目、一座工廠或者一片房地產開發區，就可能形成大量新增投資和就業；如今，一家人工智能企業、一套工業軟件或者一項高端製造技術，也可能創造巨大的經濟價值，但不一定意味著所有人的收入和就業會同步改善。這正是理解當前“感知溫差”的一個重要關鍵。

其次，勞動力市場正在經歷一次結構性調整。過去數十年，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大量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從傳統農業向製造業和服務業轉移，人口紅利與產業紅利相互疊加，形成強大的經濟增長動能。但進入新發展階段後，經濟增長對勞動者技能的要求正在提高。人工智能、數字化和智能製造對人才的需求，與傳統製造業、建築業等行業存在明顯差異。當AI大模型和工業機器人加快進入生產線時，就業市場的壓力既有週期因素，更有產業結構因素。解決這一問題不能僅靠擴大傳統產業規模，更需要提高教育、職業培訓與產業需求的匹配度。換言之，未來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更多“崗位”，更是與新經濟新產業相適配的“技能”。

再者，部分傳統增長模式正在經歷邊際效應變化。隨着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單純依靠土地、資本等傳統要素投入拉動增長，其邊際帶動效應可能逐步減弱，這是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便是典型例證。近年來，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持續承壓，這不僅涉及住宅本身，更牽涉建築、建材、金融及地方財政等多個領域。當房地產進入調整期，部分地區土地出讓收入承壓，地方財政收支平衡也面臨一定壓力，並可能通過財政支出等渠道對公共投資和政府購買形成一定影響。當下部分地方和群體感受到的經濟壓力，很大一部分源於這種舊有增長鏈條退潮後的傳導效應。

但同樣需要看到，這種調整本身就是經濟轉型的必經之路。當過去依賴土地和房地產的增長模式逐步降溫，經濟發展就需要尋找新的產業支撐，財政收入也需要逐步從土地相關收入轉向更加穩定的產業和經濟活動。這個過程可能伴隨陣痛，但其方向是清晰的，即從要素投入型增長向創新驅動型增長轉變。

二、從“有增長”到“有感受”，關鍵在於打通經濟傳導鏈條

要想彌合宏觀經濟數據與微觀主體感受之間的“溫差”，關鍵在於新經濟新產業的發展紅利能否更快、更廣泛地傳導到社會各個層面。

一是要讓人才供給更加匹配新產業需求。應對就業結構性矛盾，根本在於為勞動者增強技能。面對AI等新技術的狂飆突進，傳統學歷教育的滯後性日益凸顯，當務之急是構建終身職業技能培訓體系。高校與職校應緊貼前沿產業動態，推行“訂單式”培養，推動人才培養與產業升級同頻，讓教育供給更加及時地回應產業變化。

例如，針對新能源汽車產業爆發式增長的人才缺口，比亞迪與深圳職業技術大學等院校聯合開設“訂單班”，將企業最新的三電技術轉化為教材，學生畢業即就業；華為則聯合全國80餘所高校落地“智能基座”產教融合基地，直接與高校開啟協同育人。同時，應發揮企業在技能培訓中的主體作用，鼓勵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崗培訓，讓勞動者能夠在產業升級中實現崗位轉換。只有讓數以億計的勞動者手握駕馭新技術的技能，新經濟的爆發才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就業紅利與收入增長。

二是以新經濟拓寬傳統產業轉型的“就業蓄水池”。新經濟絕非僅有“高精尖”，也能成為改造傳統產業的重要力量。具體而言，應通過降低技術採用門檻來推動“智改數轉”。例如，深圳市面向中小微企業發放“算力券”，直接補貼企業購買AI大模型服務；卡奧斯等工業互聯網平台推出低代碼SaaS應用，讓傳統服裝、模具工廠能以每月幾百元的低成本接入智能排產與質量檢測系統。

在上述過程中，智能製造雖替代了流水線普工，卻催生了機器人運維、數據分析等高附加值新崗；智慧物流、農村電商等新業態，也創造了大量靈活就業和新型職業機會。如在農業領域，極飛科技在新疆推廣農業無人機，不僅大幅提升了棉田植保效率，更直接在當地催生了持證無人機飛手這一新職業群體。讓傳統產業在賦能中煥發新生，方能在更大範圍內構建更具韌性、更接地氣的就業生態。

三是要進一步激發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活力。如果說大企業更多代表經濟和產業發展的“高度”，那麼量大面廣的中小民營企業則決定了經濟紅利傳導的覆蓋“廣度”。作為吸納就業的主力軍，中小企業和服務業是吸納就業、連接居民消費的重要載體。因此，要讓科技創新和宏觀增長的紅利真正惠及普通勞動者，關鍵在於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為中小企業發展提供更廣闊的市場空間與公平的競爭機會。

具體而言，需要重點解決中小企業的“訂單焦慮”和“資金渴求”。一方面，應發揮鏈主企業的帶動作用，例如華為開放“鴻蒙”和“鯤鵬”生態，帶動數千家中小軟硬件企業協同開發，通過技術開源和訂單共享實現融通發展；另一方面，需打通普惠金融的“最後一公里”，推廣基於知識產權、供應鏈信用的專屬信貸產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如浙江省推廣的“政採貸”基於政府採購合同直接轉化為信用貸款，解決了企業接單後的資金週轉難題。只有企業預期穩了，敢於投資擴產、敢於技術創新、敢於擴充崗位，居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才能隨之改善，進而實質性釋放社會消費需求。

四是需要加快建立新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支撐模式。隨着房地產市場調整之後，發展模式也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亟需向實體經濟、科技創新和新型服務業培育新增長點。

一方面，要立足本地資源稟賦，積極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以新經濟夯實財政基礎，如江蘇常州依託動力電池、光伏等產業，從傳統製造業基地成功轉型為“新能源之都”，2025年新能源領域稅收超億元企業達32家，數量佔全市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也要依託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緊抓人口結構變化與消費升級機遇，把銀髮經濟、文旅康養、個性化定製等新型服務業打造成拉動內需的“新藍海”。以上海推進的“長者食堂”和社區嵌入式養老為例，政府通過提供免費或低價場地，吸引社會資本負責運營，這不僅直接創造了大量護理、配餐等社區服務崗位，還撬動了龐大的銀髮消費市場。只有通過實體產業與新型服務業的雙向發力，方能形成產業興、就業穩、消費旺的良性循環。

（作者為香港中通社特約研究員、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港澳及區域發展研究所前研究員。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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