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莊太量：對香港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之解讀（下篇）（接上篇）北都無疑是兩份文件的核心。政策設計上有幾個值得肯定的突破：落實“按實補價”先導計劃、採用“雙信封制”招標，這些措施從制度層面打通了土地規劃、工程審批和產業引進的堵點。“產學研”融合生態圈的構想同樣面臨考驗。大學城的成功不僅在於校舍面積，更在於能否吸引頂尖院校和科研機構實際落戶，以及能否形成從基礎研究到產業化的完整鏈條。目前全球高等教育競爭激烈，香港在土地成本、生活配套等方面並不具備明顯優勢，大學城的招商成效有待觀察。 北部都會區作為五年規劃中被置於首位的空間戰略，其目標設定體現了“以結果為導向”的務實思路。規劃明確提出北部都會區“熟地”五年產出量由此前五年的約一百二十公頃提升至九百公頃，累計增長七點五倍；同期住宅落成量目標為七萬個單位，較此前五年的一萬一千個單位增長約六點四倍。這些數字本身即是對建設速度的承諾，而配套的融資安排則決定了承諾能否兌現。北都的意義不在於某一年貢獻多少個百分點增長，而在於為香港建立新增長引擎，把近年主要由金融和貿易帶動的增長，擴展到創科、高端製造和高附加值服務等領域。北都的目標是建成宜居宜業宜遊的大都會，“宜居”的前提是家庭能夠在當地紮根，而非僅僅是通勤上班的地點。香港主流社會以家庭為單位，夫妻的遷徙決策很少只考慮個人的就業機會，子女就學是同等重要的因素。政府應該在當地設置優質學校、將教育資源投入該區，更能打動一個正在考慮搬遷的家庭。 在產業發展方面，香港科創轉型不可能速成，我認為社會不宜過度樂觀。香港最大問題不是政策不支持科創，而是客觀條件制約極大。本地營運成本高、土地稀缺、產業鏈環節不足，科創人才仍然短缺；產業生態積累不足。因此我認為，香港科創最務實的定位是集中自身優勢，做前端科研、知識產權、科技融資、國際科研合作，依託大灣區完成產業落地，這才是香港最合理的分工模式。 五年規劃將“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取得重大進展”列為五大主要目標之一，施政報告則以專節部署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具體舉措包括：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發揮先行先試作用，透過QFLP機制、香港工程制度試點等促進香港現代服務業拓展內地市場；全速推進港深西部鐵路建設，目標2035年開通，全面打通港深軌道交通網絡；香港國際機場東莞空港中心第一期永久設施明年6月投入運作，逐步達至每年處理100萬公噸貨量。在大灣區融合與國家戰略層面，香港最大優勢，是國際化制度、普通法、專業服務網絡、跨國資源整合能力，這是內地難以替代的獨特價值。香港可以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也可以協助國際資金、企業、專業服務引進來。與此同時，大灣區的土地、產業、市場、人力資源，亦能彌補香港的先天不足，兩者互補性極強。但我認為，多年跨境合作的最大阻力從來不是宏觀政策，而是微觀制度不通。資格互認、資金以及數據流通、科研配套，仍然存在大量壁壘。值得注意的是，規劃將香港在大灣區中的角色從“超級聯繫人”升級為“超級聯繫人”與“超級增值人”並重，強調構建大灣區規則銜接試驗田，深度參與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這一表述的升級，意味著香港不再僅滿足於充當通道和橋樑，而是要在大灣區制度創新和產業協同中發揮更主動的塑造作用。
9月16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香港首個五年規劃及2026年施政報告。 香港中通社圖片 很多人批評香港的五年規劃是把香港從自由經濟轉做計劃經濟，這個批評並不對，亦不公平。我們一般認為西方主流的自由經濟是恒久法則，但是這要有相當的假設，例如自由經濟要達到預期效果，要假設大家做交易決定都是基於效率極大化，基於利潤極大化等。但是今天中美發展的格局，令到一些原本可以從自由貿易買賣的商品或交易都告吹，例如美國可以賣晶片給中國，美國自己亦都賺錢，但是為什麼不這樣做？因為在大國博弈下，大家覺得風險增多，而傳統自由經濟只考慮回報的方向，沒有考慮風險。所以，如果香港再繼續奉行自由經濟，未必會達到以往的效果，因為現在很多經濟決定都不再只是基於利益效率。在市場經濟、自由經濟不能帶領香港去極大化利益的前提之下，我們如何走自己的路？特區政府要做出主動，有為去配合國家發展，帶領香港走出一條可以成長的道路。而且我們推出第一個五年規劃，並沒有把香港原有的自由減少，例如資金還是可以自由進出香港，人才還是可以自由出入香港。香港依然保持低稅制，依然沒有遺產稅、資本增值稅等，所以規劃只是給香港一個方向，指標不多，不能夠說是計劃經濟。 在過去中國發展的40年裡，看到五年規劃帶領國家走向一個發展成熟的階段，經濟增長亦高於自由經濟下的西方國家。以往大家批評計劃經濟，原因是覺得計劃經濟不能帶領經濟前進。但是事實擺在眼前，國家的經濟在過去40年一路向前發展，發展增速亦高於西方國家的自由經濟體系，所以適量的規劃並不是洪水猛獸。 過去香港多數政策都是見招拆招、被動應對社會問題，沒有一套連貫、跨年度、可追蹤的發展體系。今次五年規劃的出台，讓香港第一次擁有清晰的五年路徑圖，這是治理思維上的重大進步，也是香港邁向穩定高質量發展最關鍵的基礎改變。整體而言，我認為今次施政報告與五年規劃，是一份務實、有格局、直面問題的中長期發展方案。過去香港多年積累的結構性矛盾，不可能短短五年完全解決，但今次政策至少建立了正確的改革方向與發展框架。 五年規劃未來最大挑戰不在於構想，而在執行。香港公務系統長期以部門分工為主，跨部門統籌向來薄弱，很多大型規劃最後都因協調不足、進度參差而成效打折。就算藍圖畫得完善，如果沒有剛性的進度監督，很容易出現“宏觀宏大、微觀空轉”的情況。我相信，未來五年，政策能否成功，取決於執行力度，而非政策文本本身。只要政府能夠強化跨部門統籌、穩定建屋進度、有序推動產業多元、持續優化民生、打通跨境合作壁壘，香港的競爭力、穩定性與發展動能一定可以逐漸回升。 （本文作者為香港中通社特約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新亞書院副院長，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來源）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