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2月12日電  台灣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2月10日遭檢方搜索，新華澳報2月11日以“炮製高金素梅案有何政治意圖？”為題發文指出，10日清晨，台北地檢署發動突擊行動，指揮“法務部”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簡稱“國安站”）多路搜索無黨籍“立委”高金素梅的住處、辦公室及“立委”辦公室及相關人士住處等約三十處地點，其中對其“立委”辦公室的搜查持續七小時，檢調人員總共帶走七大箱物證、兩個手提行李箱及一台桌上型電腦主機。同日，台北地檢署將高金素梅列為被告，晚間移送複訊；檢調同時約談了包括其張姓助理、台東縣議員陳政宗等在內的十八人到案說明，案件進入持續調查階段。該案搜查規模之大、動作之迅猛引發政壇震撼。該案表面為涉嫌經濟犯罪及違反相關法規的司法調查，實則因調查背景特殊、時機敏感，被廣泛解讀為民進黨當局借司法之名、行政治追殺之實的手段。從多項指控內容與辦案規格的落差來看，其背後動機更可能是打壓敢於挑戰當局政策、推動兩岸交流、反對軍購與“抗中保台”敘事的異見聲音，台當局對反“台獨”統派人士的政治追殺，因而引發島內各界廣泛關注與質疑。

高金素梅因涉詐領助理費等案遭檢調搜索約談。來源：中時新聞網

台北地檢署對高金素梅案公開的案由主要有三項，但均受到島內輿論高度質疑，被認為理由難以立足，存在“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嫌疑：

一、涉嫌詐領助理費：檢方指控高金素梅在助理費核銷過程中存在問題，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中的利用職務詐取財物罪。這一指控令人聯想到此前檢調對新竹市長高虹安的類似攻擊，而該案件最終以無罪收場。此次再提同類罪名，也讓此次指控的合理性備受質疑，難脫政治操作嫌疑。

二、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該指控源於二零二二年新冠疫情期間，高金素梅為台灣地區少數民族部落募集防疫物資，其中包含從大陸募集的快篩劑、N95口罩、酒精等。檢調最初試圖以此指控其涉嫌違反所謂“國安法”、“反滲透法”，聲稱此舉可能影響台灣選民投票意向，但因證據不足、信心不足，轉而指控其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事實上，疫情期間台灣嚴重缺乏防疫物資，高金素梅的募集行為本是保障民眾生命健康的善舉，卻被綠營曲解為“罪行”，凸顯其雙標邏輯。實際上，此類行為此前已有類似案例（如花蓮人士）一審被判無罪，理由是未用於賄選或牟利，僅為公益發放。

三、詐領某協會補助款：檢方未詳細披露該指控的具體細節，僅籠統提及相關嫌疑，目前仍有待事實進一步厘清，暫無明確證據支撐該指控成立。但結合前兩項指控的薄弱基礎，輿論普遍認為此案缺乏實質違法事實支撐。

高金素梅長期堅持中華民族認同，反對“台獨”，主張兩岸和平，並多次就金門撞船事件等敏感議題強勢質詢民進黨當局，直指“海巡署”責任，要求道歉與真相公佈，她在二零二四年“金門214事件”中召開專題報告，挑戰當局“責任全在大陸”的說法，引發民進黨高層迅速反制，賴清德親自下令動員應對，被外界視為“提油救火”式的政治圍剿。她在“立法院”長期監督軍購預算，對美國對台軍售持保留態度，直言“台灣不是提款機”，並質疑部分採購案黑箱作業。她深耕基層，推動台灣少數權益，反對“去中國化”教育，十次赴日抗議靖國神社供奉台籍戰犯，要求移除台灣戰歿者牌位，樹立了愛國台灣少數民族領袖形象。她的政治存在本身即是對“台獨史觀”的挑戰，挑戰了既得利益結構與“抗中保台”的單一敘事。

因此，高金素梅已經被民進黨當局視為“眼中釘”，非拔除不可。於是趁著“立法院”新一個會期尚未開議，不少“立委”離開台灣地區之機，以“閃電”手法對高金素梅實施搜索及查訊程序。而且更令人觸目的是，檢調機構偵查的三項罪嫌都是屬於普通的司法案件，但檢方竟然出動到職責為反間諜、反滲透等“國安”事務的調查局“安全站”（國安站）主導偵辦，介入一般性貪污與行政違規調查，此舉易被解讀為借“國安”之名提升辦案正當性，實則服務於政治目的，意圖恐嚇在野陣營。但卻弄巧反拙，暴露了民進黨當局以“國安”單位介入普通刑事案件，涉嫌越權執法，其背後可能隱含以下幾項目的：

一是打壓異己聲音，削弱在野力量。高金素梅雖然是無黨籍原住民“立委”，但她個人具有高度社會影響力，尤其在原住民議題、歷史正義、反軍購、反日右翼等問題上屢次發聲，常與執政的民進黨當局立場相左。因而民進黨當局此次行動，意在通過司法手段製造寒蟬效應，壓制敢於批評當局政策的民意代表。

二是轉移焦點，掩蓋執政爭議。二零二五年底至二零二六年初，台灣社會對多項政策（如軍購預算膨脹、能源政策混亂、兩岸關係緊張）不滿加劇。高金素梅曾公開反對“火山車載佈雷系統”等高價軍購案，主張“和平優先”。民進黨當局對其發起調查，可能意在轉移公眾對重大政策爭議的注意力。

三是削弱台灣少數民族集體抗爭能量。高金素梅長期帶領泰雅族等台灣少數民族追討歷史正義，包括控訴日本殖民暴行、要求靖國神社移除戰犯合祀、爭取土地與文化權利。這些行動觸動了某些既得利益結構。打擊其政治能量，可能意在瓦解台灣少數民族持續高漲的集體維權運動。

四是配合外部勢力戰略需要。日本右翼近年借“台海有事”論調推動軍事擴張，而高金素梅多次揭露此一歷史重演風險。若其政治影響力被削弱，或將減少對“美日台軍事勾連”敘事的制衡力量。

另外，也有可能是要趁著民眾黨前主席柯文哲有“綠白合”的傾向，及更換“不分區立委”，極力推動“藍白合”的黃國昌等人卸任，在“打掉”高金素梅，產生“殺雞儆猴”效應之後，向“立法院”推出高價軍購案，利用在表決時“立法院”正副院長不能投票的程序，從民眾黨拉過三名“立委”，就可以“有驚無險地通過高價軍購案及“大法官”人事案等其他重大議案。

民進黨當局可能也要籍著高金素梅案來“敲打”韓國瑜。根據“憲法增修條文”第四條第八項規定，“立委”除現行犯外，在會期中不受逮捕或拘禁。若調查局在將高金素梅移送北檢複訊後，檢察官認有必要逮捕、聲押時，就必須依程序發函“立法院”，獲“立法院”同意才能逮捕聲押。而韓國瑜已經第一時間公開表態，強調程序雖完備，但呼籲檢調單位“千萬不要當政治打手”，強調司法應保有“高貴靈魂”，既避免授人以“妨礙調查”之柄，又明確劃出政治中立的底線。這種理性克制的回應，實為在複雜政局中守護程式正義的務實之舉，也隱含對執政黨可能濫用公權力的警示。

民進黨當局炮製高金素梅案的風險極高，高金素梅形象正直、經歷抗癌、關懷弱勢，在台灣少數民族與中間選民中頗受尊敬，若被視為“政治迫害”，反而可能激起反彈，在已經天怒人怨中“再衰一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