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10月24日電　（記者 王少喆）10月23日，據路透社報道，特朗普政府正考慮進一步限制部分軟件驅動型產品對華出口，覆蓋範圍從商用筆記本電腦到航空發動機等多個領域。此舉被視為美方針對中國稀土出口管制政策所采取的應對措施之一，意在增加其在雙邊談判中的籌碼。特朗普政府此舉是否真能落地？會對中國產生什麼影響？香港中通社就此採訪了上海對外經貿大學副教授王思語，全文如下：

1、特朗普政府對華的最新威脅，為什麼祭出軟件出口管制這一招？

答：美國之所以選擇在軟件領域出手，是因為軟件技術不僅是其核心競爭優勢，也是中國高科技產業目前仍較為依賴的關鍵環節。前美國貿易官員艾米麗·基爾克里斯（Emily Kilcrease）表示，美方正積極尋找施壓中國的有效手段，而軟件作為美國具備顯著優勢的領域，自然成為政策選項之一。

從更廣泛的科技競爭格局來看，美國對華技術限制已從硬件（如芯片）延伸至軟件層面，逐步形成“軟硬協同脫鈎”的態勢。這一趨勢具體表現為在“芯片—操作系統—應用軟件”全鏈條上構建對華封鎖體系，其根本目的在於切斷中國軟件產品與全球硬件平台的適配通道，使國產軟件陷入“有技術卻缺生態”的發展困境。

長期以來，中國軟件產業在多個關鍵領域依賴美國底層技術，包括電子設計自動化（EDA）、計算機輔助設計（CAD）、操作系統及數據庫等。一旦這些基礎軟件供應受阻，將對中國製造業與數字經濟運行產生廣泛影響。其後果不僅是“軟件無法使用”，更可能波及高鐵運行、芯片製造、工廠生產乃至數據安全等多個關鍵領域。現實中存在這樣的反差：中國高鐵雖已實現全球領先，卻在車輪調試環節依賴法國軟件；國產航母雖已下水航行，卻在船體應力分析中使用美國工具；國產手機暢銷世界，其開機引導程序仍離不開谷歌提供的代碼支持。這些現象揭示出中國製造業在“軟實力”方面的結構性短板。

特朗普政府此次推動的軟件出口限制，以激烈方式凸顯出一個現實：缺乏自主軟件能力，再強大的硬件製造也難言真正的產業安全。結合美國此前四輪對華談判未能達到預期目標，以及其持續從科技領域施壓的戰略意圖來看，本輪軟件限制政策的出台并不令人意外。

2、美國的這一政策威脅，能否成功？

答：綜合來看，美國試圖對華實施全面軟件出口管制這一政策，在現實層面很難成功。其背後交織的國內阻力、國際壓力與執行複雜性，將極大地制約該政策的最終落地。

首先，從美國內部決策來看，此舉被視為一種增加談判籌碼的戰略威懾，而非既定政策。據《華爾街日報》10月下旬援引消息人士稱，白宮內部對於采取如此激進的單邊措施存在嚴重分歧，溫和派主張應保留對話空間。這種不確定性直接反映在市場層面：相關風聲在10月底傳出後，一度引發美國軟件類股震蕩，微軟、Adobe等公司股價盤中下跌超過2%，市場擔憂這些企業將因失去中國市場而遭受重創。

其次，美國財長貝森特雖公開表示，任何對華出口管制措施——無論是針對軟件、發動機或其他產品——都將在七國集團（G7）框架內與盟友協調推進。然而在具體的軟件出口限制問題上，各盟友因顧及中國市場的巨大利潤與供應鏈穩定性，所持立場遠比美方更為審慎與務實。

最後，國際協同的缺失與政策執行的巨大成本，構成了另一重關鍵障礙。歐洲與亞太主要盟友均未公開支持對華實施廣泛的軟件禁運，德國、韓國等國更強調維持供應鏈穩定的重要性。加之美國行政體系內部冗長的審查與法律程序，使得任何“一刀切”的管制方案都極易在各方博弈中陷入僵局或被迫回調，正如2025年5月下旬，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確實曾向EDA軟件三巨頭（新思科技、楷登電子、西門子）發出信函，要求他們停止向中國客戶發貨。然而，這項措施持續時間很短，到2025年7月2日，BIS就正式通知上述公司，取消該項出口限制，相關公司隨即恢復了對中國客戶的軟件銷售和技術支持。

3、如果這一威脅實現，會產生什麼影響？

答：第一，從產業影響維度看，中國軟件領域正面臨短期適應挑戰與長期發展機遇并存的複雜局面。在高端製造環節，航空發動機研發依賴的仿真分析軟件、芯片設計必需的EDA工具等領域，美國產品仍佔據主導地位。相關研究顯示，國產工業軟件在航空、汽車等高端領域的綜合覆蓋率不足35%，短期內可能造成部分重點項目的研發周期延長20%以上。然而這種技術壓力也催生了積極的產業變革：中望軟件在三維CAD領域已實現核心技術突破，其最新版本在模具設計等複雜場景中的應用效能提升顯著；在基礎軟件層面，華為雲GaussDB已在多家金融機構核心業務系統中完成對Oracle的替代，平均事務處理效率提升達22%，且系統穩定性經受住了實際業務場景的考驗。

第二，對美國企業而言，這一政策將帶來雙重衝擊。從直接商業利益角度看，中國作為全球最具活力的數字市場之一，為美國軟件企業貢獻了可觀的營收來源。行業數據顯示，歐特克（Autodesk）在亞太地區年度營收的38%來源於中國市場，而Adobe Creative Cloud在中國創意設計領域的市場滲透率超過45%。更深層次的影響體現在技術創新層面，美國工業軟件企業將失去中國新能源汽車、智能製造等特色產業提供的豐富應用場景，這些場景對其軟件算法的持續優化具有不可替代的價值。以ANSYS為例，其最新版本的流體力學仿真模塊就大量借鑒了中國新能源車企提供的實際應用數據。

第三，全球技術生態系統面臨重構風險。當前，中國開發者在全球開源社區中的參與度持續提升，在Apache基金會頂級項目的代碼貢獻占比已達19%，在關鍵人工智能框架TensorFlow的開發者社區中活躍度超過26%。若技術體系走向分化，將直接導致全球雲服務互操作性標準出現分裂，企業跨境數據流動的合規成本預計將增加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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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美技術合作渠道呈現收縮態勢。舉例說，微軟亞洲研究院作為中美技術交流的重要平台，過去五年累計為中國培養了超過2300名人工智能專家，共同發表的頂級會議論文數量位居全球前列。在量子計算領域，中美聯合研發的混合算法曾在國際量子編程大賽中獲得突破性獎項。這些深度合作一旦中斷，將直接影響全球在人工智能倫理標準制定、氣候變化預測模型優化等關鍵領域的研發進展。據斯坦福大學人工智能指數報告顯示，中美聯合研究項目在頂級AI會議論文中的占比已從2021年的18%下降至2023年的11%。

第五，從歷史演進視角觀察，技術領域的限制措施往往產生雙向影響。中國數據庫軟件的市場份額在過去五年間從32%穩步提升至47%，華為自主研發的MetaERP系統已在全球170多個國家成功部署，支撐著每年數千億規模的業務流程。這些技術突破表明，保持開放協作的產業生態、維護全球技術標準的統一性，才是推動科技進步、實現創新突破的根本路徑。全球軟件產業的可持續發展，最終依賴於各國共同努力構建包容、互信的技術合作環境，這既符合各方的經濟利益，也有助於應對人類共同面臨的技術挑戰。

4、對於美國的這一威脅，中國該如何應對？

答：為應對美國日趨收緊的軟件出口管制，中國需采取一套系統而前瞻的戰略，從國際協作到本土創新，構建更具韌性的軟件產業生態。具體而言，可從以下五個維度布局：

第一，在跨境數據流動與數字規則層面，中國應主動參與并主導國際數字治理體系建設。 在確保數據安全前提下，探索建立“數據保稅區”、“特定數據白名單”等機制，推動設計有序、可控的跨境數據流動模式。同時，鼓勵國內軟件企業深度融入并貢獻於全球開源社區（如GitHub），并積極構建由中國主導的“開源根社區”。截至2024年，中國開發者在全球頂級開源項目的代碼貢獻占比已接近20%，下一步的目標應是推動更多中國主導的開源項目成為國際主流，在全球使用中迭代優化，提升影響力與話語權。

第二，國家監管與科創部門亟需建立以“耐心資本”為支撐的長期投入機制。建議設立“關鍵軟件專項基金”，對操作系統、工業軟件（EDA/CAD/CAE）等基礎軟件實施長達十年以上的持續支持。一款高端EDA工具的研發周期常超過10年，資金投入可達50億元，而一套成熟工業軟件需經過數千家企業場景的反複驗證。相較之下，過去中國的支持政策存在“碎片化”傾向，資本也多集中於短期見效的應用層。國家層面的長期承諾正是破解這一困境的關鍵。

第三，構建協同攻關與場景拉動的雙輪驅動模式。 各行業聯盟應牽頭組織“軟硬件協同適配中心”，集中力量突破兼容性瓶頸。例如，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已於2024年9月啟動“汽車工業軟件生態共建計劃”，旨在推動中望CAD等國產軟件與華為鴻矇座艙系統的深度集成測試，目標是在2025年底前完成首批適配，以降低對海外方案的依賴。可通過地方政府補貼、生態廠商聯合讓利等方式，顯著降低中小企業向國產軟件遷移成本。只有當國產軟件在真實場景中得以大規模應用，才能形成“應用-反饋-迭代”的良性循環。

第四，對軟件企業而言，戰略重心須從“技術應用”轉向“底層創新”與“生態構建”。企業應摒棄追求短期盈利的模式，轉而投身於核心技術的攻堅。華為MetaERP的成功替代之路正印證了這一點。此外，企業需積極布局基於自主技術的開源生態，避免在根社區上受制於人。資本市場也應給予軟件企業更大的寬容度，支持其長期投入。正如微軟經歷了長達十年的戰略投入才建立起雲與操作系統的全球生態，中國軟件企業同樣需要這樣的戰略定力。

第五，重塑教育體系，釋放開發者的創新活力。 2024年中國基礎軟件領域人才缺口仍高達近百萬人，尤其是兼具理論與工程實踐能力的頂尖架構師。高校需與產業界緊密合作，定向培養操作系統、編譯器等領域的高級人才。通過舉辦開源大賽、設立專項激勵基金等方式，鼓勵百萬開發者投身基礎軟件的貢獻與創新，為中國軟件生態注入源源不斷的智力支持。

通過這五個維度的協同發力，中國不僅能够逐步削弱外部限制帶來的短期衝擊，更將在全球數字格局中構築起持久的自主競爭力與話語權。（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