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郭麗：高市支持率背後真相：保守派已在日本全面掌權（下）編者按：日本右翼勢力在高市早苗上台後加速崛起，其高支持率（特別在中青年群體）看似意外，實則源於國內政治右傾化、社會保守化與國際格局變化的“內外共振”。本文剖析這一現象的深層邏輯：從自民黨保守派掌權、歷史修正主義盛行，到美國默許日本軍事鬆綁，再到高市路線精準迎合年輕人的經濟焦慮與民族情緒。這是文章的下篇。 二、國際環境的深刻變化，為高市早苗的上台與執政提供了關鍵的外部契機，成為日本保守派加速推進激進政策的戰略窗口。 首先，美國綜合實力尤其是經濟實力的相對下降使得其不得不對亞太戰略進行調整，這為日本 “軍事鬆綁” 提供了默許與支持。為遏制中國崛起，美國推動日美同盟從 “保護與被保護” 轉向 “協同作戰”，要求日本承擔更多同盟責任，不僅默許日本突破 “專守防衛” 原則，還支持其提升防衛預算、發展進攻性武器，將日本打造成亞太前沿軍事支點。特朗普第二任期內，這一趨勢更加明顯。 高市早苗的全面親美、對華強硬路線完全契合美國在亞太或印太的這一戰略需求，美國的政治與安全背書成為其推行激進政策的最大外部底氣，而日本則以對美 “忠誠” 換取突破戰後體制的空間，形成 “美國要遏制中國，日本要擺脫戰後體制” 的利益捆綁，二者一拍即合。 其次，中美戰略競爭的激化，讓日本抓住了 “倚美製華、借機擴軍” 的機會，高市早苗刻意將台海問題與日本的安全利益綁定，炒作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本質是借中美博弈將日本的安全邊界延伸至台海，為軍事介入、突破戰後體制製造藉口，同時強化與美、澳、印等國的合作，謀求地區政治與軍事話語權，試圖因此提升地區與國際影響和地位。 此外，俄烏衝突的爆發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的 “安全焦慮”，讓保守派認定 “和平紅利終結，大國衝突常態化”，以此為藉口加速推進軍工自主、軍費倍增，徹底拋棄戰後非軍事化的原則。而戰後國際秩序的鬆動，也讓日本保守派看到了謀求 “正常國家” 地位的歷史機會，在國際秩序碎片化、美國單邊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對日本戰敗國地位的剛性約束顯著弱化，高市早苗則抓住這一窗口，將 “修改憲法第九條、自衛隊升格為國防軍” 作為核心政治目標，試圖徹底抹去戰敗國標籤，重塑日本的國際地位。 最後，中國崛起成為日本右翼刻意歪曲 “安全威脅”，并借炒作釣魚島、台海議題製造焦慮的外部原因和藉口。尤其是，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日本社會對此在心理上難以適應或者難以接受。 “釣魚島國有化”事件之後，中國海警依法加強了對釣魚島周邊的正常巡航執法，并在2013年依法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此外，2019年以來，中俄多次開展不針對任何第三方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與海上聯合巡航等。最後，近年來，台灣民進黨當局不斷加速倚外謀獨的步伐，大陸為此采取了一系列反制和威懾措施。所有這些，本來是中國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依法依規的正常行為，卻在日本右翼保守勢力的刻意渲染下，被日本社會錯誤解讀為是中國對日本的安全威脅，甚至是所謂“以大欺小”。在此背景下，日本右翼保守勢力趁機大肆宣揚所謂“中國威脅論”，由此成功煽動了民眾對華誤解甚至仇恨的情緒，為其持續掌權與推行強軍擴武的政策奠定了堅實的民意基礎。
2026年1月19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東京首相官邸舉行的記者會上宣布，將於2月8日舉行大選。央視新聞資料圖 三、高市早苗上台并在上台後一直維持高支持率，在於其政策與人設精準擊中了不同群體特別是中青年群體的核心訴求，實現了 “經濟讓利、情緒共鳴、人設顛覆、傳播精準” 的多重契合。 由於多年的經濟結構性問題，日本中青年群體飽受經濟壓力。對此，高市早苗主張實施“負責任的積極財政政策”，通過 “看得見、摸得著” 的民生政策，如上調個稅起征點、推出物價與能源補貼、改善非正式雇傭待遇，這些政策雖金額有限，但直接緩解了年輕人的日常開支焦慮，非常容易獲得認可。同時，她將年輕人的就業、上升通道困境歸因於外部，用 “重塑日本強國地位” 的叙事，讓在 “低欲望社會” 中陷入躺平的年輕人獲得個人價值的代償滿足，將經濟焦慮轉化為民族主義情緒。 而代際認知的斷層，讓高市早苗的強軍擴武路線在中青年群體中形成強烈的情緒共鳴。這一代年輕人未經歷過戰爭，對和平憲法的歷史意義也無感，甚至將其視為 “束縛日本強大的枷鎖”，對修憲、擴軍的支持率超 70%。高市早苗的修憲主張 —— 將自衛隊寫入憲法第九條，為自衛隊 “正名”，恰好契合了年輕人 “擺脫戰敗國身份、追求國家尊嚴” 的訴求。 同時，日本主流媒體的保守化傾向，為高市早苗營造了有利的輿論環境，偏向保守的媒體密集報道其正面形象，將反對者標籤化為 “親中派”“和平白痴”，壓縮了多元聲音的傳播空間，讓年輕人陷入 “支持高市 = 愛國” 的信息繭房。 此外，高市早苗的反傳統人設，徹底打破了日本年輕人對日本政壇一直以來的“老人政治、黑金政治” 的厭惡，作為出身於平民的日本首位女首相，她打破了自民黨 “世襲男性老人俱樂部” 的壟斷，形象利落、說話果斷，拒絕傳統政客的溫吞與官僚腔，其 “不退讓、不妥協” 的強硬人設，被視為 “有領導力、能打破僵局” 的象征，契合了年輕人“叛逆與求變” 的心理。而其深諳新媒體傳播的邏輯，在 TikTok、X 等平台高頻更新短視頻，用流行語、生活化內容與青年互動，甚至打造出 “飯圈化” 的應援文化，讓政治支持轉化為 “追星式認同”，實現了對中青年群體的精準觸達。 總之，高市早苗的上台與高支持率，是日本國內政治、社會、經濟矛盾與國際格局變化共振的結果，其背後是日本戰後和平發展路線的徹底轉向，也是右翼保守主義與民粹主義合流的集中體現。這一趨勢不僅讓日本的政治生態愈發極端，更讓其走上了強軍擴武的危險道路，不僅嚴重動搖了日本的戰後和平體制，還加劇了亞太地區的安全緊張局勢，對地區與世界的和平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本文作者為上海理工大學國際政治學者郭麗，本網獲獨家授權刊發，轉載請註明出處） （本文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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