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世界｜令人艷羨的德國超長病假 “鬆弛感”好不好？香港新聞網7月18日電（記者 馮秋榆） “德國人的病假天數太多了。”德國總理默茨曾多次抱怨德國的病假率過高，並稱假期過長等習慣正在損害德國的競爭力，因此日前推出一攬子改革措施，尚未完成立法程序，由此引發的關於德國“超長”病假的討論仍在持續。 德國令人艷羨的超多假期從何而來？“鬆弛感”是阻礙德國經濟發展的原因嗎？香港新聞網記者採訪了在德的中國移民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研究所執行所長胡春春。
德國弗羅伊登貝格雪後小鎮。（圖源：新華社／法新） 在德中國移民談德國病假：所有人都會認真對待抑鬱和工作過勞 Ning十六年前在德國柏林留學畢業後，一直留在當地發展，目前在一家公司工作。在接受香港新聞網記者專訪時她介紹：“只要真的病了，醫生給開了假條，按照醫生建議的時間，德國人最長可以享受六週的全額工資帶薪病假，按照生病前3-6個月的平均工資算。不過這不是說只要生病了，想怎麼休都行，醫學評估很重要，必須連續不斷，定時去醫生那裡。” “如果六週後要再繼續休病假，工資則由保險公司出，最長可達18個月，數額是原工資的七成，保險公司還會給安排康復項目；後期，保險公司會要求該人士去第三方醫療機構評估病情。” “企業有義務跟生病的員工溝通，了解病要治多久、什麼時候回來上班，有可能會和員工談離職，不同公司不同情況。這時，員工也可以尋求工會，和企業談判。” 除了病假，德國的“帶薪休假”也很長，“最少20天，一般公司開始會給24天，多做幾年就可以給30天。” Ning說：“不知道是不是和這邊日照偏少有關，這些年，患抑鬱症的確實多了起來，不過，所有人都會很認真地對待抑鬱，以及工作過勞。”
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研究所執行所長胡春春（採訪對像供圖） 旅德學者：“病假”替代經濟問題討論 反映德國政治精英的焦慮 為什麼德國可以有這麼長的帶薪病假？胡春春在德國學習、工作11年，曾任德國下薩克森州“漢諾威孔子學院”中方院長。在接受香港新聞網專訪時，他談到：德國目前的勞動保障制度是德意志帝國在俾斯麥時期逐漸引入的，19世紀80年代，德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建立起社會保險制度的國家。 二戰後，歐洲社會和經濟發展得比較好，其“福利國家”的模式實際上是全世界很多國家發展的榜樣，歐洲人、德國人自己也挺自豪的。 然而，德國目前的經濟面臨一定的結構性問題，比如，原來領先的領域，很多世界知名的汽車大廠都在裁員、關閉工廠，採取一些收縮戰線的措施。因此在分析原因時，從政治精英或僱主的角度就主張：德國勞動者平均每年的工作時長在OECD（經合組織）國家裡面幾乎墊底：年平均工作量只有1340小時。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德國的病假和法定假期幾乎又是最高的，影響了勞動生產率。 “我們一直有這種刻板印象：在發達國家裡，德國人應該是比較勤勞的，但一看數據不是這樣。”胡春春說。“然而從勞動者的角度看，德國的假期長度在歐洲只是中等水平，統計的‘墊底’是因為從2022年開始，德國所有的病假都在電子系統裡有記錄，而其他歐洲國家的休假情況未被記錄在案，所以不能以此來下結論——展現出不同立場帶來的結論差異。” “實際上，病假問題是被作為德國經濟問題的替代性討論，反映了德國社會，尤其是政治精英對於德國經濟面臨的問題的焦慮。”
工人在德國慕尼黑的寶馬汽車工廠的汽車裝配線上工作（圖源：新華網） 德國經濟正面臨哪些結構性問題？ Ning談到：“現在歐洲經濟都不好，物價也上漲，買房租房比以前貴了很多，社保制度成了經濟的大負擔。德國經濟衰退有很多原因，無腦跟著美國是一個方面；另外作為工業大國的德國，能源非常關鍵，被美國坑慘了。還有可能與德國人過於保守有關，對於很多新東西，不像中國一樣立刻嘗試，會先立法、約束，再發展。” 胡春春在談到德國面臨的經濟困境時分析指出：從2000年前後進入全球化高潮時期，德國經濟和中國一樣，同時進入高速發展，然而德國經濟的支撐結構現在全部垮台。國防開支“外包”給美國了；作為工業製造業強國，能源是很重要的生產因素，過去通過和俄羅斯長期的友好關係獲得了低價能源，讓德國的技術和產品相對成本比較低，然而俄烏衝突讓這個重大利好又沒了。 “第三個重大的因素是德國傳統的汽車製造業，德國汽車工業協會2025年一項報告得出結論：支撐德國這麼多年日子很好過的就是中國的市場，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德國汽車製造業從中國賺了無數的錢，沒有中國的市場，德國汽車製造業早就裁員了。加上美國的貿易戰和中國汽車製造能力的崛起，這一塊也逐漸被侵蝕。” “目前火熱的人工智能也是美國和中國在競爭，歐洲就沒有產生什麼能夠拿得出手的東西。所以說，是過去幾十年德國賴以成功的經濟模式出現了問題，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病假’能夠解釋的。” 低水平“鬆弛”好不好？ 從“互鑒”中得到啟發 談到自己在德國的工作和生活，Ning說：“德國人每個月根據工資交醫療保險，一般要扣掉44%作為工資稅、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67歲才能退休。不過綜合來說，心境是鬆弛的，這是我一直留在這邊的原因。” “究竟是在低水平上享受勞保，還是應該讓社會更快地發展，讓大家能夠從發展中更多得益？這並不是一個可以簡單得出結論的問題。”胡春春認為，不同的社會制度通過“互鑒”，可以從中得到啟發。 “在過去工業化以來一兩百年取得的成就基礎上，德國在勞工保護和勞工利益的讓渡方面讓人非常羨慕：未必一定是嚴重的‘病’，即便是體弱或心理問題，在這樣的社會制度裡也能得到保護，從社會均衡發展的角度，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都要羨慕死了。” “然而，社會福利必須要以健康的經濟作為保障和支撐，如果超越了應該享受的程度，就會引發崩盤的後果。比如2008年左右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嚴重的就是公共開支巨大的南歐四國——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臘，希臘首當其衝，因福利過度導致政府債台高築。” 胡春春談到：支撐德國經濟結構的三大基礎，無論是俄羅斯的問題，還是中國市場的流失，以及美國的行動，都不是德國人能夠決定的，因此難以從宏觀上調整。不過，從稅收的技術性調控，以及提升辦事效率的角度，仍然可以進行一些技術性的調整。 “歐洲整個的電子化，不管是管理還是什麼方面，都遠遠落後於美國和中國。是否能減少一些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讓老百姓能夠辦事趕緊辦；另外，有一些家庭，工作得過多反而稅收更高，所以乾脆就不工作了。通過調整稅收制度的一些調整，讓大家更願意去工作。”（完） 【編輯：馮赫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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