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日本強推“國家情報局”意欲何為？香港中通社北京8月1日電（特約記者 莊敬千）日本政府7月31日正式設立“國家情報局”。同日，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領導的“國家情報會議”首次舉行。然而，日本政府此舉并非單純的情報體系改革，其背後暗含政治右傾化與“再軍事化”動向，正持續引發外界擔憂。
這是1月19日在日本東京拍攝的國會外景。圖片來源：新華社 今年5月，日本國會通過法案，計劃設立以“國家情報會議”為核心、“國家情報局”為執行機構的情報體系。前者由高市早苗擔任主席，成員包括內閣房長官等閣僚；後者則被賦予對各政府部門情報工作的綜合協調權。這標志著日本戰後延續數十年的分散情報體系被打破，構建起“首相官邸主導”的垂直指導架構，其真正意圖在於打造一個聽命於首相意志的情報中樞，為其政治右傾化和“再軍事化”鋪路。 這一制度設計直接服務於高市政權修憲擴軍的政治需求。高市早苗上台後，持續推動修憲進程。她公開宣稱，“國家情報會議”設立法案只是強化情報功能的“第一步”，暗示後續還將推出第二，甚至第三階段措施。“國家情報局”設立初期編制約700人且將繼續擴編，其權限勢必膨脹，以服務未來情報收集活動。日本政府還計劃著手制定首份《國家情報戰略》（暫定名）、推進“間諜防止法”、設立“對外情報廳”等。不難看出，此次情報改革正是日本推進修憲、加速“再軍事化”進程的重要支柱。高市政權要突破和平憲法束縛、發展進攻性軍力，便需要一個能統籌內外情報的國家級機構，為其軍事決策掃清信息障礙。 外界普遍認為，該機構在功能上與二戰及戰爭期間臭名昭著的“特別高等警察課”（以下簡稱“特高課”）高度相似，暗藏戰時社會管控模式回潮的風險與隱患。“特高課”曾被日本軍國主義對內用來打壓國內社會運動、實施思想監控；對外服務侵略，為軍國主義政策開道。國際社會尤其是曾遭日本軍國主義蹂躪的亞洲鄰國不免憂慮：一旦“特高課”式監控借情報局之名卷土重來，可能將被用於打壓和平及反戰聲音、監視在日外國僑民等，不僅將侵害民眾隱私權、幹擾言論自由，還將毒化日本與海外民間交流往來，更將成為日本打造能戰國家、重走軍國主義老路的危險征兆。 日本國內社會的反對及不安也在發酵。此次改革并未同步設立獨立的外部監督機制，與歐美情報機構受國會、司法等嚴格約束與制衡的實踐形成鮮明反差，加劇了日本民眾對政府權力濫用、右翼勢力修憲圖謀失去制約的恐懼。目前，高市內閣支持率已顯著下滑。日本政府還計劃明年提交反間諜相關法案，但其“監控對象”界限模糊，無異於進一步放大社會恐慌。 尤其值得警覺的是，日本政府刻意選定7月31日啟動新機構，絕非偶然。這一日期的數字“731”與二戰期間實施細菌戰、犯下累累反人類罪行的731部隊直接關聯。日本政府此舉，顯然是赤裸裸的政治挑釁，不僅喚起國際社會對日本軍國主義暴行的痛苦記憶，更昭示日本右翼勢力正在公然漠視歷史，并偏離和平發展承諾。 歷史殷鑒不遠，一個加速整合情報權力、放鬆自身約束的日本，正在安全政策上日益展現激進姿態。這不僅是對二戰後國際秩序基本共識的考驗，也將牽動亞太地區安全格局演變，值得國際社會高度警覺。（完） 【編輯：林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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