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教授：中國抗疫的成功，打破對西方價值觀、標準的幻想5月13日，《韓民族日報》中文網刊登前東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姜禎求署名評論文章，題為“為什麽新冠防控中國很成功，而西方沒有達到預期水平？”文章認為，新冠疫情打破了人們一直以來對西方“發達國家”價值觀、標準的幻想。 “為什麽被稱為發達、民主、人權、自由等領域的‘模範’、世界衛生安全指數中排名第一、第二位的美國和英國淪落到如此地步，而排名第51位的中國是(抗疫)最成功的，排名第9的韓國也是如此出色？”文章進一步提出，西方國家面對疫情多次進行全面封鎖或地區封鎖，但效果並不理想，而同樣是封鎖，中國卻非常成功，韓國“保持社交距離”也取得了一定成功。文章最後表示，現在已經是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小國家”的終結，到了認真探索現有價值觀、社會經濟體制等新格局的時候，並且“不可避免”。  文章全文如下： 在拜登執政100天之際，富裕稅正在全世界範圍內受到廣泛關注。在拜登執政時期，為緊急救濟新冠疫情投入了1.9萬億美元，計劃為落後的社會基礎設施和工作崗位投入2.25萬億美元，對教育和家庭計劃等投入1.8萬億美元。為此，將資本收益稅最高稅率從20%提高到39.6%，將法人稅最高稅率從21%提高到28%，將收入最高的1%的富人所得稅最高稅率從37%提高到39.6%。 據預測，法國、德國、英國、阿根廷等大部分國家將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以國家主導的富裕稅，構建社會基礎設施，擴充家庭、教育、福利制度等，這將成為世界趨勢。這種增稅和大國家趨勢(學術用語為“擴大對市民社會的國家自律性”)與過去40年來的全球經濟基調新自由主義完全背道而馳。 新自由主義或“市場萬能主義”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英國，因華盛頓協議、全球化等在全世界普遍化、鞏固化。其贊頌者還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 在減稅、小政府、市場化、民營化、金融化、開放化、全球化、貿易與外匯自由化、去限制、世界價值鏈等政策和戰略上疾馳。美國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貿易組織(WTO)、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等也發揮作用。結果導致貧富差距的極端化、國家財政、力量、職能的縮小，因應對健康醫療、環境、氣候變化的公共財產不足，受到新冠疫情的打擊。資本主義本身也因金融資本的膨脹、經濟的金融化，導致了實體經濟萎縮、生產力衰退、產業空洞化。 因經濟金融化引發的2008年金融危機中，美國沒有增稅或革新，只是開了補救的“處方”。然而，超過3000萬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近60萬人死亡，在世界最惡劣的慘狀這一緊急的結構條件下，不得不採取與現有的新自由主義背道而馳的戰略。 新冠疫情的無限猖獗，使得在提出對現有世界的根本問題的同時，也打破了人們一直以來對西方“發達國家”價值觀、標準的幻想。為什麽被稱為發達、民主、人權、自由等領域的“模範”、世界衛生安全指數(GHS Index，2019)中排名第一、第二位的美國和英國淪落到如此地步，而排名第51位的中國是最成功的，排名第9的韓國也是如此出色？ 法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等西方國家多次進行全面封鎖或地區封鎖，但效果並不理想。起初，他們還嘲笑，中國的封城或韓國保持社交距離措施是極權主義想法，並稱自己的個人自由絕對主義是真正的民主。結果，同樣是封鎖，中國卻非常成功，西方為什麽沒有達到預期水平？另外，為什麽韓國的“保持社交距離”也取得了一定成功？ 韓國雖然是與西方相似的社會經濟結構，但共同體性更高。中國不僅共同體性高，而且國家的自律性、統治力、財政能力也很強。武漢或河北封城時，國家全權負責居民的生命權和生存權(《聯合國人權公約》A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因此，具備了自營業者和經濟弱勢群體無需進行非法、變相經營的生活條件。 在歷史長河中，傳染病、自然災害等一直是促進世界改變的催化劑。黑死病犧牲了歐洲三分之一的人口，促進了從以神中心向以人為本的近代世界大轉變，這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將新冠疫情的猖獗視為歷史的轉折，將世界分為了BC(Before Coronavirus，新型冠狀病毒發生之前)和AC(After Coronavirus，新型冠狀病毒發生之後)，並重新定義了世界。現在已經是超越新自由主義和“小國家”的終結，到了認真探索現有價值觀、社會經濟體制、世界秩序、規範、道德觀等新格局的時候，這是不可避免的。 (原標題：韓教授撰文：中國抗疫成功，打破了一直以來對西方“發達國家”價值觀、標準的幻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