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文評武論：“一國”有容乃大 “兩制”各顯所長香港新聞網4月19日電 1981年7月18日，香港著名作家查良鏞(筆名金庸)曾在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得到鄧小平的面見。查氏曾以無比欽佩的口吻稱讚鄧小平的“治港遠見”，“鄧小平先生在香港創‘一國兩制’，涉及經濟及社會制度，規模非漢唐所及。而和平轉政，揖讓換朝，策劃周詳，垂之長久，更遠勝前人了。”金庸之言不無見地，遍地啟發。“一國兩制”的格局之廣、氣度之大乃至胸懷之深，是古今難得一見，中西聞所未聞。試問世上哪個政黨願將與自己意識形態相抗的社會制度納入麾下，包容其中，並與之攜手共進？2019年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爭取獨立的事件，可作一個反面參照。 從2020年6月30日香港國安法頒布實施，到2021年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在法律法規和進一步完善選舉制度的層面，落實了“愛國者治港”的原則，再一次肯定了“國”的不可撼動性，再一次使香港在中央最大的善意中，重歸長治久安、行穩致遠的初心和正軌。 對於“一個國家”的堅守是硬道理，是沒有商榷餘地的底線，更是“兩制”落地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清算了挑戰國家安全的“擋路虎”，清洗了賣國賣港的“顏色鼠”，“兩制”才有平穩運行的空間和前提。但是，對於“兩種制度”的維繫是需要智慧、勇氣與包容，兩者互為補充，借鑒完善，是“一國”領導下的試驗田和新嘗試。在牢牢抓住“一國”的大原則下，“兩制”如何互動、如何相互促進，這是一道擺在香港建制派面前的大考題。 首先，運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社會必須意識到，社會主義是有其優越性及不可替代性，若是一味地沉迷在原來香港道路自信的榮光裏，做不到自我反思和鞭策，最終只能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無法把握到民之所需、國之所要。這一場漫長的新冠疫情“保衛戰”恰恰體現出，在統籌協調、調動人力、團結人心方面，社會主義中國始終是世界的榜樣。這種以中國共產黨為核心的人心長城是堅不可摧、勢不可擋的，這是社會主義國家在面對不可抗力的最有力“武器”，充分體現出制度優勢。 其次，“一國”之下的“兩種制度”絕對不是對立的關係，更不是一個壓倒另一個成相互替代的強迫狀態。“一國兩制”也一定不是以“一國一制”為最終目標而制定的。近日，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立法會財委會會議上指出，雖然派遣中高級及首長級人員到內地院校交流、參加考察培訓的名額已增至1000個，但希望未來可以進一步增加名額，讓較為基層的公務員亦參與到內地考察和進修的計劃之中。同在會上的民建聯議員蔣麗芸進一步表示，希望香港官員可以去內地“掛職”，“落啲縣呀、鄉呀”(去到鄉和縣)，相信會對官員在日後處理基層問題方面有所裨益。筆者對此不以為然，第一，香港官員赴內地交流是好事情，但若一定要落實到鄉鎮村等基層層次，確有一些“矯枉過正”。香港社會與內地農村的情況是天差地別，南轅北轍，讓香港官員“上山下鄉”，不免讓內地考察掛職變得有些“削足適履”。第二，與其實行項目化、單向度的公職人員的考察交流，不如落實制度化、雙向度的掛職交流。讓內地和香港的官員互為學習，彼此合作，相互砥礪，共建和諧一體的“兩制”環境。進而言之，內地不僅有香港值得學習的地方，而香港本身也應該成為內地在某些領域和方面，可以提供建設性參照的地方，這才是“一國”之所以需要“兩制”存在的一個重要因素。 故此，香港的建制派在“後”回歸時代，一方面要成為穩定香港、建設香港、繁榮香港的建設派，另一方面也要成為香港核心利益和價值的捍衛者、守護者和建設者。唯有如此，建制派才能獲得香港市民更多的擁護和認可，才可以真正成為香港社會主流的政治團體，才能最終成為配得上“一國兩制”優越性的實踐者、體現者和保護者。 堅持“一個中國”，是不容商榷的“唯一”，是港澳生生不息的“源頭”；堅持“兩種制度”，是互為補充的“唯二”，是構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分支”。“一國”的有容乃大需要“兩制”的各顯所長、共存共榮來體現，而“兩制”的良性和諧又需要“一國”的保駕護航。唯有如此，香港的運作才能在大國崛起的時代中，安頓好自身的位置，尋找到立命的坐標，在與國家同頻共振中保持自身的特質、優勢和長處。 (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安徽省政協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吳志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