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善用制度優勢 破解深層次矛盾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圓滿結束，可以說是歷經2019年黑暴之後，繼頒佈實施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後的一次從法律制度的修正到具體實踐的落地，可謂是香港由亂及治“三部曲”的序章之完成。香港能有當下的平穩、和諧之社會環境，是付出了代價，得到了教訓才換來的。 香港的歲月靜好是有了，但如何守得住香港政治之“寧靜”和發展之“美好”，除了國家層面上的紅利政策和精准扶持，更重要的是要有壯士斷腕，勇於自責，正視和改變香港深層次矛盾的決心、能力和毅力。 “去殖”工程要觸及靈魂 筆者在不久前接受中評社專訪時就“深層次矛盾”提出了自己的認知與看法，但意猶未盡……“香港深層次矛盾”從形而上的角度來說，就是身份認同和捍衛核心價值的問題；從形而下的角度來看，是貧富懸殊、經濟結構單一、產業空心化、青年無法上流的問題。一個問題，兩種表述，但殊途同歸，歸根結底都是文化認知的矛盾，是“殖民文化”和愛國文化之間的矛盾，是不同制度觀念上的矛盾。換言之，房屋問題、貧富差距等都是文化認知矛盾的外溢。 文化認知上的不協調、不一致，就容易造成一個社會出現空心化、散沙化的趨勢。外交部日前公佈《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援反中亂港勢力事實清單》，系統梳理了2019年黑色暴亂以來，美國的黑手如何在香港內部事務中撥弄是非，向反中亂港勢力暗輸政治黑金和燃料，意圖製造香港與內地分裂。尤其是部分香港青年，寧願做西方的走卒，不願做中國的主人。究其原因，還是因為，自九七回歸後，人回來了，心還沒有回來；而自國安法頒佈實施後，人心是“怕”了“匿”了，但還沒有完成從“怕”到“服”的過程轉化。 早在今年的三月，《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文章，大肆地渲染香港選舉制度的變化在本質上是“顛覆了香港的政治格局，重新定義了這個城市與民主的關係”；9月24日，該報繼續“開炮”，“哀悼”香港的選舉已然淪為一場巨大的“民主的宏大表演”云云。《紐約時報》的立場自然與亂港勢力“惺惺相惜”，但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為什麼亂港勢力的“民主”執念會有一定的市場？無論從理解還是在內涵上，亂港勢力認為的“民主”和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有很多不盡相同之處，這就是“殖民文化”和愛國文化之間的矛盾。 “去殖”的工程對於香港來說，不過是剛起步，還沒有深入到骨子，觸及到靈魂。而“民主”迷思所暴露出的文化認知問題，政治認同之薄弱又與民生問題、青年問題息息相關。當前途迷茫，看不到未來的青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彷惶的時候，是最容易遭受到極端狂熱的政治鼓動而走上街頭的，他們無一不是自己人生的迷茫者，卻在“革命”的“神聖旗號”下成為了自己國家的“出賣者”。 “執政為民，以民為本” 再如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在立法會上詢問，如何可以讓香港社會縮小貧富差距而達至中央所號召的“共同富裕”，當局坦言香港是“外放型資本主義社會”，沒有貧富差距的情況是微乎其微的。有關的提問和答覆都是從現實出發的，但其顯示出來的矛盾則是典型的社會主義認識和資本主義認識的分裂。但這種分裂難道不是香港當下一直存在的困境嗎？ 要解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還是要回到“一國兩制”的初心與原點，這個初心便是“執政為民，以民為本”的理念；而這個原點就是“一國兩制”、愛國者治港。深刻理解“一國”原則，善用“兩制”之利的各種有利因素，用愛國的忠心來調和各種問題，用社會主義的基石來包容、吸收、消化資本主義的優勢，在政府行政主導的同時，深植“以民為本”思想宗旨。只有這樣，原點才不會偏航，初心才能找准位置，矛盾也就能逐漸化解，甚至徹底破解。唯有如此才能讓香港的“兩制”對得起“一國”的期許。 本文作者為中國僑聯委員、香港安徽聯誼總會常務副會長吳志斌 【編輯：李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