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馬浩宸：深港穗登頂揭示“中國模式”崛起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日前發布《全球創新指數》百強集群排名，“深圳—香港—廣州”集群以每百萬人2292件PCT專利申請、3775篇科學論文及135宗風險資本交易的綜合優勢，一躍登上榜首。這一跨越揭示了全球創新格局中“中國模式”的崛起——以制度協同打破行政壁壘，以金融活水潤澤技術轉化，以產業鏈整合重塑全球分工。 香港的“超級聯繫人”角色再升級 香港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在本次排名中因“風險資本交易量”指標的引入而大放異彩。數據顯示，深港穗集群的風險資本密度雖低於矽谷，但已超越東京，這得益於香港與內地風投/私募基金規模分居亞洲前二。特區政府近年推出的“產學研1+計劃”“新型工業加速計劃”等百億級基金，更直接撬動社會資本投向硬科技領域。 然而，香港的潛力遠未完全釋放。當前，深港兩地仍存在資金跨境流動限制、科研設備進口關稅等制度性障礙。例如，香港高校科研成果轉化率低於深圳，根源在於兩地法律體系、知識產權歸屬規則的差異。若能建立“灣區版”沙盒監管機制，允許跨境數據流動、科研樣本便利化通關，香港可從單純的“資金池”升級為“規則對接樞紐”，為大灣區創新企業提供“離岸+在岸”雙重制度紅利。 深圳的“企業創新主體”範式突破 深圳以93.3%的企業研發投入佔比，詮釋了何謂“市場驅動型創新”。華為、騰訊、大疆等龍頭企業構建的“專利叢林”，使深圳PCT專利申請量連續21年居全國首位，更催生出原生鴻蒙操作系統、AI眼鏡等全球首發產品。這種“從0到1”的原始創新突破，背後是深圳“6個90%”的獨特生態：90%以上的研發機構、人員、資金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企業。
香港中通社圖片 但深圳也面臨“天花板效應”：基礎研究投入佔比僅6.46%，低於北京（15.2%）和上海（10.8%）；國家重點實驗室數量不足北京的1/3。破解之道在於深化“深港科研協同”——利用香港5所全球百強大學的科研優勢，在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試點“科研項目跨境審批綠色通道”，允許香港科研人員直接擔任深圳國家實驗室負責人，實現“香港出智、深圳轉化”的閉環。 廣州的“隱形冠軍”培育術 廣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80%為中小企業，卻貢獻了全市80%的發明專利。這得益於“專精特新企業梯度培育體系”：對初創企業提供“零租金”孵化空間，對“小巨人”企業給予每家最高5000萬元研發補貼，對製造業單項冠軍開通IPO“即報即審”通道。廣州機器周邊城市所擁有的最完善產業鏈，其高效生產能力為香港的資金和深圳的創科提供了最佳的實踐能力。 當深圳的硬科技、香港的軟實力、廣州的產業網絡形成“鐵三角”，大灣區創新集群的輻射範圍將遠超地理界限。然而，香港的潛力遠未完全釋放。這潛力，不僅在於資金，更在於制度創新與國際連結。目前，儘管三地協同效應顯著，但制度壁壘依然存在：科研資金跨境使用仍受限制，人才簽證與資質認可尚未完全互通，知識產權在跨境執法與交易中的協調機制仍待完善。這些“看不見的牆”，阻礙了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因此，香港要發揮更大作用，必須在“對接”與“出海”兩大方向實現突破。 （本文作者馬浩宸為亞洲人工智能教育與未來科技學會青年大使） （本文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媒體立場） 【編輯：黎金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