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於上周閉幕，隨著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審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國家發展的宏偉藍圖翻開了嶄新的一頁。

從列席全國人大開幕會後回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已經對宣傳、對接、落實國家的“十五五”規劃，發表了多次講話。他在接受中央媒體中新社獨家專訪時表示，“十五五”規劃對於香港，既是方向，也是機遇，更是主動作為的舞台。香港會以自身所長，服務國家所需，在貢獻中實現更大發展。

因勢而起，乘勢而為。香港管治團隊也幾乎全部動了起來，分別成立專項工作小組，全面落實各領域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財庫局的編制小組，將籌備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涉及金融發展及庫務的工作；保安局提升戰略、創新、底線三方面思維，提出以高水平安全護航香港高質量發展；環境及生態局積極配合國家“雙碳”目標及綠色低碳發展政策，推動綠色產業發展；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著手推進內地企業出海專班工作，吸引內地企業以香港作基地“出海遠航”；民青局圍繞推動多項青年內地交流與實習計劃，幫助青年親身體驗國家發展進程；文體及旅遊局則提出貫徹“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發展方向，持續推進文體旅深度融合發展的工作。

當“一國兩制”實踐進入新階段，香港如何履行發展自己和貢獻國家的雙重使命，從“積極融入”到“主動對接”，再到“服務大局”，這些措辭的變化表明，香港在國家發展坐標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與內地的聯繫越來越密切。

放眼“十五五”，祖國內地與香港之間，不再僅僅是“單向支持”，而是要“雙向賦能”，香港從過去的“積極參與者”邁向“戰略謀劃者”，也開啓了香港從“由治及興”邁向高質量發展的新紀元。

聞風而動，如箭在弦。變革已經開始，精準對接“十五五”規劃則是當務之急，抓鐵有痕、只爭朝夕，特區管治團隊和社會各界都以主人翁的責任感和擔當精神，為香港制定第一個五年規劃貢獻智慧和力量。

聚焦新定位完成思維轉變

回顧國家五年規劃中的港澳專章，從“十一五”至今，對香港的支持從未間斷，但“十五五”規劃的涉港內容更具系統性、前瞻性 。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其一，傳統“四大中心”的功能被賦予新的內涵。“十五五”規劃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但更突出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國際風險管理中心的功能 。這意味著金融領域的競爭不再止於IPO籌資額的簡單比拼，而是指向了人民幣國際化、財富管理深度以及金融安全韌性等更高維度的制度性競爭。

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功能，這是立足香港金融優勢，配合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戰略，助力金融強國建設；強化國際資產及財富管理中心功能，這是洞察國際資本看好香港具有資金增值和資金避險的雙重優勢，支持香港放大優勢，做強發展動能；強化國際風險管理中心功能，這是依據香港作為普通法地區、以及熟悉國際貿易規則的優勢，助力國家高水平對外開放。

其二，全新的增長極被首次寫入國家規劃。規劃綱要首次明確提出支持香港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圈和高增值供應鏈服務中心。這一新定位極具戰略眼光。依託香港交易所旗下倫敦金屬交易所的根基，香港有望發展有色金屬現貨倉儲與貿易，將金融服務延伸至實體物流領域，從而彌補國家在大宗商品定價權方面的短板 。同時，高增值供應鏈服務指向的是檢測認證、專利授權、高端物流等“軟實力”，這正是“香港所長”與“國家所需”的交匯點。

長期以來，香港精英管治思維中往往帶有路徑依賴，習慣於在現有框架內按部就班地依照指令行事。香港的定位之變，意味著香港社會必須完成三重思維轉變：

第一，長遠謀劃，戰略協同。過往，香港的發展缺乏長遠規劃，現在香港首次與國家發展規劃週期主動對齊，這需要香港堅持“長期主義”，站在國家全局的高度，審視自身在粵港澳大灣區乃至全國經濟版圖中的位置，從而確保香港的產業政策與國家的生產力佈局“合拍”。

第二 ，主動識變，與時俱進。 香港社會應深刻理解“十五五”規劃是順應全球科技與經濟格局演變的大趨勢制定的，規劃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的戰略部署具有前瞻性。“香港思維”要跟上“國家思維”，首先完成“認知對接”，才能推動具體領域的對接。

第三，敢於創新，攻堅破難。對接“十五五”規劃，香港要敢於打破思維定勢和老套路，例如，在傳統金融優勢之外，如何推動綠色金融、數字經濟的跨越式發展，需要的不只是改良，還需要顛覆性的思維變革。“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首先要有“衝過去”的想法和勇氣，然後才會找到解決難題的辦法，披荊斬棘、迎難而上。因此，“敢”字當頭不可少。

緊扣“驅動力”把握兩個重點

研讀“十五五”規劃綱要，不能僅僅讀“港澳專章”，還要看全局、看趨勢、看國家發展的重點，然後，再看香港的優勢。如此上下連接，融會貫通，才能看清楚香港發展的驅動力是什麼。

其一，從國家視角看香，香港須以“AI+”驅動產業變革。“十五五”規劃綱要首次將“提升數智化發展水平”單獨成篇，對人工智能（AI）的部署可以概括為 ：一個核心行動、三大基礎支柱、五大應用領域、一套治理體系。即：全面實施“人工智能+”行動，強化算力、算法、數據三大基礎設施建設，重點在產業融合、數智生活 、政府治理 、未來產業 、實體經濟深度融合五大應用領域實現突破，“堅持促進發展和規範管理相統籌”的治理體系。這一框架呈現出“基建先行、應用牽引、治理托底”的清晰邏輯 。同時，2026年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打造智能經濟新形態”。這一切，意味著人工智能不僅是技術應用，更要促進生產方式深層次變革和生產力革命性躍遷。

以上信息提示我們，香港應把人工智能（AI）作為對接 “十五五”規劃的重要“接口”。2026年財政預算案提出“AI+策略”，力度空前，但對標“十五五”規劃，香港尚未有更長遠的規劃和更全面的佈局，香港制定五年規劃，應讓人工智能（AI）賦能千行百業，驅動產業變革。

其二，從香港視角看國家，香港須以“金融+”賦能實體經濟。“十五五”規劃對香港金融業著墨較多，可見在國家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客觀地講，香港擁有資本自由流動和法治健全的絕對優勢，香港應發揮這一優勢，以“金融+”賦能實體經濟，助力國家放大以下三個價值：

放大創新的產業價值，為內地的硬科技企業提供覆蓋初創期到成熟期的全週期融資支持。

放大中國製造的全球溢價，將內地新能源、光伏、電動車等優勢產業打包成國際投資人認可的綠色債券。

放大國家在全球資源配置中的話語權，推動人民幣從跨境貿易結算貨幣向大宗商品計價貨幣升級。

“AI+”和“金融+”雙輪驅動，不僅可以推動香港高質量發展，也可助力國家做強發展動能，須緊緊把握好這一協同發力、齊頭並進的關鍵之舉。

瞄準大灣區加快融合發展

“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強化科技創新、經濟發展、公共服務等方面規則銜接、機制對接。規劃綱要明確了兩大方向：一是依託重大平台先行先試。規劃綱要強調“高質量建設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發揮其改革試驗田作用 。二是聚焦重點領域深度對接。規劃綱要提出了關鍵領域的具體任務，包括：推進港深西部鐵路等跨境項目，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等。

因應以上重點，香港在與大灣區城市融合發展中應找準三個著力點：

其一，創新互動交流機制，促進專業服務融合。香港專業服務是協助內地企業出海的最好資源，但由於語言、執業規則、收入差異及家庭生活重心等原因，香港持有專業執照的精英人士主動赴內地發展的意願不高。香港與灣區城市一道，創新合作新機制，激勵香港專業人士參與內地的行業活動，在常態化交流中推動規則與標準的銜接。

其二，發揮檢測認證優勢，助力國家標準“走出去”。 香港檢測認證行業與全球130多個機構簽有互認協議，但門類偏窄，多集中於傳統消費品，香港應與前海深度合作，吸引內地檢測認證機構落戶前海並完成公司化，同時在香港註冊，借此擴大香港檢測認證業的門類；最終將相關標準進行國際化轉化，使內地產品經此通道獲得國際認可。

其三，多維度施策，破解數據跨境難題。在法治協同方面，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數據流通特別管理條例》或協同立法框架；在技術互信方面，推動粵港澳三方在數據傳輸、加密、存證等領域統一技術規範；在產業賦能方面，落實數據持有權、使用權、經營權“三權分置”，建立數據資產登記和評估機制，探索數據資產跨境交易試點，讓規則對接產生經濟效益。

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港澳辦主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會見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時多次強調，香港要善於在國家大局下謀劃自身發展，主動對接國家戰略；要主動識變應變求變，打開發展新天地；要打造發展新優勢，做強發展動能。

厲兵秣馬、雷厲風行，香港制定首個五年規劃，正是以實際行動回應夏主任的殷切期望，特區政府已經安排精兵強將推動此項工作，立法會也要求議員深入社區、走入界別調查研究，在這個關鍵時刻，社會各界都應積極行動起來，群策群力，共謀發展，讓香港與國家共赴一場相互成就、雙向賦能的時代之約。

（本文作者為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顧問，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屠海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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