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聞網5月28日電（記者 馮秋榆） 華為“韜定律”的發佈給全球科技界帶來了巨大衝擊，中關村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中國通信業知名觀察家項立剛在接受香港新聞網專訪時談到，“韜定律”讓中國芯片打破“卡脖子”的困境，為中國在世界的芯片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礎，並且背後蘊含深刻且難以複製的“中國哲學”。他同時指出：成熟製程的光刻設備同樣是重要的基礎支撐，但要相信：即便是最先進的“極紫外”，中國也一定會做出來。

2026年3月3日，在西班牙巴塞隆納舉辦的世界移動通信大會上，參觀者在華為展台觀看摺疊屏手機的內部結構。（圖源：新華社）

如何理解“韜定律”？從在食堂打飯說起

記者：能否請您用最通俗的語言幫普通人理解一下“摩爾定律”和“韜定律”的區別？

項立剛：“韜定律”是華為對於芯片發展的嶄新見解，定義了芯片能力提升的新路徑，為未來芯片發展找到了一個新的機會，讓中國芯片打破“卡脖子”的困境，為中國在世界的芯片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奠定了基礎。

如何理解“摩爾定律”和“韜定律”的區別？通俗地說：“摩爾定律”是一種“幾何縮微”的邏輯：衡量芯片的能力在於提升計算效率，“摩爾定律”就是要在同樣面積的芯片里增加更多晶體管，比如原來80億個，增加到100億個、120億個，所以要把晶體管的間距做到越來越小，我們聽說的芯片製程有14納米、7納米、5納米、3納米、2納米、1.8納米、1.4納米，就是通過晶體管的增加來提升芯片性能。

然而，“幾何縮微”的空間越來越小，通過這種方式來提升能力是有極限的，打個比方：一間200平米的食堂，如果要容納100人吃飯，開10個窗口；容納120個人吃飯，增加20%的性能，開到12個窗口；如果150人吃飯，開15個窗口。但食堂的大小只有200平米，沒辦法擴展了。

華為“韜定律”就是在從提升排隊效率、改善佈局（葷菜、素菜、結賬都要排不同的隊）、優化管理（請用餐者不要過久停留）等方式，使得同一所食堂在同樣的窗口數量下容納更多的人吃飯——通過提升效率來提升能力，就叫“時間縮微”。

同樣的芯片，在同樣製程的情況下，通過材質、材料、架構、系統、編址辦法等方面的優化、改變來提升效率、增強能力，通過幾年的運行，華為已經做了381款芯片，都是運用這樣的方法，今年華為推出的芯片水平已經達到了3納米芯片的水平上。因此可以得出結論：即便使用物理製程並非頂尖的芯片，仍然可以達到優秀的水平。這就是中國芯片製造走出的新路。

中關村信息消費聯盟理事長、中國通信業知名觀察家項立剛

美國芯片企業會不會也用“韜定律”？

記者：華為“韜定律”發佈後，一些西方業內人士評論認為，“韜定律”在技術上並非完全新穎，英偉達、AMD和蘋果也都在致力於小芯片堆疊和封裝技術等。您怎麼看？“韜定律”只是華為的一種提煉嗎？美國的企業會不會也採用“韜定律”迅速提升自己的芯片能力？

項立剛：對於華為的突破，我看到一些西方人感到不爽，他們想通過各種各樣的表述，對“韜定律”進行貶低、抹黑，把“韜定律”這種系統性的思維簡單化為“軟件優化”。以我對產業幾十年的了解，看過歐美企業的心態和處理方式，我相信美國芯片企業很難用“韜定律”來提升自己——他們可以，但他們不會。

首先，不斷地學習新的技術，只要有任何新的理念、理論和技術出現，都會積極跟進、認真研究，用於自己能力的提升——這是中國人和中國企業的風格，歐美企業才不會這麼做。

其次，路徑依賴也是企業一個很大特點。芯片這麼複雜的一個大系統，在已經穩定的技術、工藝、思路、架構上進行革命性的改變是很難的，一旦一種工藝和架構已經形成，就會一直沿用下去，很難進行顛覆性的改變。

華為在芯片製造領域是後起的，它可以重新構建這個體系，另一方面，面對科技戰的壓力，必須要有突破，用“韜定律”的新理論來構建芯片系統，一定程度上也是被逼。

第三，“韜定律”建立在芯片設計、製造、封裝，直至最後的終端產品一體化的基礎上，通過相互協調來提升性能，美國的芯片公司絕大部分採用的模式是：設計與製造分開：比如高通、英偉達做芯片設計，由台積電代工。在這種模式下，要用“韜定律”做到軟硬件多領域的協同改造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工程，很難相互協調把事情做好。

而華為這種擁有從軟件、設計、製造、應用多方面能力的公司，可以在器件、電路、軟硬協同、系統等多方面形成一個整合的能力，相互配合來提升性能。華為不但提出了，而且在實踐中已經做出了大量性能優秀的芯片。

技術背後蘊含難以複製的“中國哲學”

記者：您如何看待“韜定律”帶給業界的改變？

項立剛：華為“韜定律”的誕生令人振奮：路徑有很多，找到突破，而不是一定要沿著別人的路去走，這就是創新，對於中國芯片產業打破“卡脖子”，以及中國芯片產業對世界做出貢獻，都是有價值的。

所有的技術改變，背後都有哲學的背景。中國社會管理效率非常高，老百姓的生活方便程度要遠遠高於美國，美國可以學習中國的社會管理模式，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但顯然美國是不會的，就是想學也無法執行。

要充分理解“韜定律”的價值和能力，不是把它視作一個非常具體的技術，而是一種從研發到生產製造的新思路、新理念和思維方式，和中國做社會管理一樣，是通過整個的社會化能力來實現的，並不是說修了個高速公路、修了個機場、修了個高鐵，而是這眾多的能力都是整個社會系統的高效運轉下的呈現。

對於這種“全面”、“系統”的思維，西方的理解是很弱的。我們在西方的電影中間經常看到某一個人或者幾個人拯救世界，中國的電影里從來沒有這樣的事情，因為中國人是不相信有某個人可以拯救世界的，這就是系統思維和簡單化思維的區別，這是哲學層面的不同。

“光刻機”是“人類工業極限”中國做不出來？

記者：目前最快進的光刻機只有荷蘭 ASML，美國限制其出口給中國，光刻機是否被稱為“人類工業極限”？缺少這方面的技術設備，中國如何能做到華為何總所說的“2031 年，高端芯片的晶體管密度達到與 1.4nm 製程同等水平”？

項立剛：華為找到的一條新路，對中國和全球芯片的產業發展都會有促進作用，會有更多廠商學習、利用華為的“韜定律”，提升自己的芯片能力。

下一步，如果能把“時間縮微”與“幾何縮微”結合起來，按照華為董事、半導體業務部總裁何庭波的預測，基於“韜定律”，到2031 年，高端芯片的晶體管密度有望達到與 1.4nm 製程同等水平。

除了華為，有更多中國企業一直在向世界證明：在所有高科技領域，只要努力，總會有所作為。中國已經從荷蘭進口了 1400 台光刻機，雖然不是最先進的“極紫外”，用“深紫外”光刻機也可以做出很先進的芯片，實踐證明其實是可以的。

我們一定也會去做光刻機，包括最先進的極紫外光刻機，只要是芯片的技術，我們都會用。中國早就在研發自己的光刻機，除了“上海微電子”，還會其他企業在做；除了“深紫外”，也會做“極紫外”，最終，我們要把光刻機拿下來，而且要把最先進的“極紫外”拿下來。

對於中國在芯片領域的突破，我越來越有信心，可能性越來越大。以前大家也不是認為中國芯片肯定做不出來嗎？更不相信有什麼“韜定律”，現在不是一個個突破了嗎？只要市場是存在的，只要下功夫去做，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我要向華為、向在中國科技一線做出貢獻的人們致以崇高的敬意。中華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靠的就是做實事的人共同的努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