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鏡】陳爍

　　這周五，也就是5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將親自來到香港，出席一個重要的活動——《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公約》簽署儀式。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的近60個國家和聯合國等約20個國際組織將派高級別代表出席簽署儀式。這讓不少人好奇，這個國際調解院究竟是什麼來頭？它主要起什麼功能？為什麼設立在香港？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深入了解一下這個即將在國際舞台上發揮重要作用的新機構。

　　【小標題】國際調解院是做什麼？

　　【出鏡】陳爍

　　國際調解院是做什麼？我們先從字面意思來理解。普通人接觸到“調解”這個詞的時候，往往是在家事爭議中。比如夫妻發生矛盾，尋求離婚、爭奪子女監護權時，在訴訟之前往往會有一道調解程序，協助雙方達成和解。在國際上，國與國之間、國際組織之間或者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難免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矛盾與糾紛，比如貿易摩擦、投資糾紛等等。這個時候，他們也有調解的需求。那麼在香港落戶的國際調解院就可以提供這項服務。

　　香港律政司司長林定國透露，國際調解院日後將可處理三類不同爭議：國家和國家之間、國家和另一個國家人民之間的爭議及國際性的商業爭議，涉及到兩個國家不同主體或一些公司等。簽署公約的國家覆蓋亞洲、非洲、拉美洲和歐洲，總人口超過20億，佔全世界約四分之一人口。

　　為什麼它這麼重要呢？可用三句話來形容它：第一，這是個極高層次的國際組織，地位等同設於海牙的聯合國國際法院和常設仲裁法院；第二，這是國家在國際爭端解決領域主動及主導建立的第一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第三，這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

　　【小標題】國際調解院因何成立？

　　【出鏡】陳爍

　　國際調解院因何成立？讓我們回到14年前的“埃塞俄比亞大壩爭議”。2011年，北部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宣布，計劃在與蘇丹接壤的青尼羅河源頭興建復興大壩。然而，這個計劃從一開始就遭到幾乎所有鄰國的反對。蘇丹等國擔心，復興大壩的建設將減少下游的水量，導致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在一系列討價還價後，2015年3月，三國領導人達成了一項《原則宣言》。2020年7月，復興大壩開始第一階段總計4.9億立方米的蓄水。但是關於大壩的爭議並未就此結束。

　　2021年7月5日，埃塞俄比亞通知埃及和蘇丹將開始大壩的第二階段建設，總計增加13.5億立方米的蓄水進程，引發埃及和蘇丹強烈反彈，兩國認為這明顯違反三國曾經簽署的《原則宣言》，顯示出埃塞俄比亞想造成“既成事實”的意圖。同年7月8日，聯合國安理會就此爭端召開公開會議。會議上，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表示，埃及、埃塞俄比亞和蘇丹均是地區重要國家，也都是中國的好朋友，中方希望三方早日達成三方均能接受、共同受益的解決方案。

　　於是，2022年，中國、印尼、巴基斯坦、老撾、柬埔寨、塞爾維亞、白俄羅斯、蘇丹、阿爾及利亞、吉布提等十幾個國家簽署或支持《關於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決定共同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2023年2月16日，中國政府根據該《聯合聲明》授權，牽頭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負責就訂立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國際公約等事項組織開展政府間談判。這標誌著國際調解院正式進入實質創建階段。

　　【小標題】國際調解院有何特別之處？

　　【出鏡】陳爍

　　實際上，現在已有不少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就比如剛剛說到的聯合國國際法院和常設仲裁法院。另外，還有一些專門的機制，比如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聯合國安理會、以及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心等等。那麼有人可能就要問了，已經有這麼多可以解決爭端的機制，為什麼還需要國際調解院呢？這個爭端解決領域的“新生兒”有何特別之處？

　　首先，它是對現行制度的有益補充，也是對國際爭端解決方式的結構性創新。在其成立之前，國際上還沒有專司調解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因此目前全球性或區域性的爭端大多以訴訟或仲裁的方式解決，缺乏了“調解”這一環節。但當前國際爭端解決機制似乎難以運轉下去，聯合國在多個熱點問題上似乎不太能發揮作用，最明顯的一個例子便是在巴以衝突中，美國濫用一票否決權，導致以色列在加沙的軍事行動長期未被有效制約。 因美國持續阻撓上訴機構法官遴選，自2019年起陷入癱瘓，至今已有30份裁決因無法上訴而“作廢”。國際法院則常被詬病程序冗長且政治化。這些都說明現有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存在嚴重局限性，國際社會需要一種新的解決爭端的方式。國際調解院強調“以和為貴”，通過非對抗性、靈活高效的調解機制，為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種“低成本、高包容性”的新選項。值得一提的是，調解院創始成員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這也讓長期在國際爭端中處於弱勢的發展中國家發出更多聲音。

　　第二是成本較低。傳統國際法庭與仲裁機構常陷入“零和博弈”困局，耗時耗資的訴訟程序更讓發展中國家望而卻步。而且這些解決糾紛的程序沒有統一的規則，主要是按照英美等國家的普通法訴訟制度來定的。而國際調解院獨創的“友好、靈活、經濟、便捷”四維解決方案，恰似一劑對症良藥——據估算，調解相比訴訟可節省70%以上的時間與費用。

　　最重要的一個是，它能容納不同法律系統。目前國際治理的主要機構都由歐美等西方國家發起和主導，如聯合國、海牙國際刑事法院、世貿組織等。而中國與多國發起的國際調解院，則突破了傳統國際爭端解決機制對西方話語體系的依賴。其核心優勢是，能容納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等不同法律傳統，通過非對抗的方式，解決各國間的爭端。比如說開頭提到的埃塞俄比亞、埃及、蘇丹等國的“復興大壩”爭端，如果經由司法程序判決，無法保證其執行，也容易激起更多政治對抗，調解則更加有效。所以調解尤其適用於各國間的經貿、環境等一些非傳統安全議題。

　　有分析認為，調解這一模式在尊重國家主權平等的前提下，通過柔性治理彌合國際法執行力的不足，為全球法治治理提供了新的模式，能發揮“四兩撥千斤”的效果。

　　【小標題】國際調解院為何落戶香港？

　　【出鏡】陳爍

　　現在畫面中顯示的地方就是未來國際調解院的所在之地，位於灣仔告士打道123號的香港舊灣仔警署。這棟樓於1932年落成，屬於二級歷史建築。目前，它正在進行翻新工程，預計今年底前交付國際調解院。

　　國際調解院總部選擇落戶香港，與香港本身的“體質”密切相關。首先，香港法律制度有獨特優勢。香港是全球唯一實行中英雙語的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其法律體系與國際高度接軌，法治指數常年位居亞洲前幾位，司法獨立享有國際盛譽，終審法院外國法官制度確保了判例的國際視野。日前，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大會選擇香港作為舉辦地、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將香港納入全球仲裁地清單，都是國際社會為香港法治投下信任票的力證。

　　第二方面，香港有豐富的國際仲裁的經驗。1985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成立，今年剛好是40年，香港國際仲裁中心是全球三大首選仲裁機構之一，自1997年起成為香港仲裁的法定指定機構，累計已處理逾1.1萬宗仲裁案件，享譽全球。據倫敦瑪麗女王大學2021年國際仲裁調查，香港已躍居全球僅次於倫敦與新加坡的第三大首選仲裁地，香港作出的仲裁裁決可在《紐約公約》160多個締約國執行。如今調解與仲裁相輔相成，相信有這麼多的仲裁經驗，香港也一定能做好國際調解的工作。

　　第三方面，香港有能提供調解服務的專業人才。經過數十年發展，香港已形成多層次的爭議解決服務體系。從國際頂尖律所到專業調解機構，從資深仲裁員到多語種法律人才，構成完整的產業生態鏈。數據顯示，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處理的案件當事人涉及60個法域以上，調解案件平均解決周期較訴訟縮短60%。香港連續八年躋身全球仲裁五強、榮膺國際航運仲裁樞紐等殊榮，印證了其跨境爭議解決服務的國際公信力。

　　最後，香港有連接東西方的獨特價值。作為中國內地與世界的“超級聯繫人”，香港既能深刻理解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的發展訴求，又能準確把握發達經濟體的法治傳統。這種雙重角色使其在調解涉及不同法律體系、文化背景的爭端時，更具同理心與協調力。

　　對於香港而言，首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總部落戶香港，將大大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特別是香港成為全球“調解之都”的國際形象，後續也會帶來明顯的經濟效應，如創造大量就業、吸引世界各地人士來港、推動更多國際會議和展覽等相關活動在港舉行，從而促進旅遊、酒店、餐飲等行業的發展，促進香港的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的發展等。伴隨國際調解院的成立，香港正在從區域仲裁中心提升為全球調解樞紐。這不僅能提升香港在全球法律產業鏈中的地位，也將進一步發揮香港擔任國家“對外中介人”的作用。

　　【同期】專家對中國新期待

　　【出鏡】陳爍

　　國際局勢動盪不安，止戰促和的呼聲越來越高，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力量的期待也越來越高。2023年3月，在中國政府支持和推動下，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斷交7年後在北京舉行對話，中國、沙特阿拉伯、伊朗三方簽署並發表聯合聲明，沙特阿拉伯與伊朗雙方同意恢復外交關係，這是通過調解解決分歧與爭端的成功範例，也為國家通過對話協商化解地區矛盾提供了重要示範。近年來，不斷有國際組織總部落戶中國，這個名單上有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國際調解院則是其中的最新一員。我們也希望未來這個新成員能發揮良好作用，讓國際爭端更順暢地解決，願世界早日回歸和平與安寧。

　　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如果你有什麼想說的，歡迎在下方的評論區與我們討論，感謝您的收看，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記者 陳爍 董鈺婕 張琦 王少喆 香港報道